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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陈寅恪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身份的界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60]当代史学研究者接受这一观念大抵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但是，人们的关注点，习惯上多从民族同化(或称融合，或言涵化)的角度着眼。本文尝试用一种历史的方法去探索珠江三角洲社会，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解读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我们不仅仅希望指出，蛋和汉的身份区分是通过王朝国家与宗族的语言来表达的，还希望指出，数个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沙田上的文化界限也是流动不定的，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不同的情景里，经常重新划分。本文并不假设汉文化复合体的基本性质是通过人口迁移从政治中心扩散出来而形成的，也没有强调边疆的族群的同化过程。本文尝试揭示的是，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缔造过程中，汉与蛋、农与商、民与盗、沙田区与民田区这些二元的分类是如何出现的。本地族群的再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同政府为水上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的机会或者设定的限制联系起来的。在沙田发展的过程中，地方的情况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让人们去操控。虽然有限的历史材料并不容许我们去弄清各种人群的来源，但从一个商业化的地区政治经济所能提供的一系列选择去探讨，仍不失为有效的研究途径。无论作为商人、船主、小的军事头领、走私者、海盗，还是许多被标签为蛋民的人，在中华帝国晚期不同的历史转折点，以自己的办法，得以“上岸”，为建造陆上社区努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岸”的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情景里，也灵巧地采用了一套正统性的语言。虽然地方政府对珠江三角洲沙田的管治常常是鞭长莫及，但本地人却可以能动地运用王朝的语言，制造出本地的国家秩序。 注释： *本文曾以”Lineage，Market，Pirate，and Dan：Ethnici- 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为题，用英文在1996年5月“Ethnicity and the China Frontier： Changing Discourse and Consciousness”(族群与中国的疆域：变化中的话语与意识)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改写为中文时，我们对文章结构和表达方式，作了比较大的改动。英文本亦将收入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Siu，Donald Sutton合编的Empire at the Mar- gins：Culture，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一书，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我们在潮连的研究，得到Wenner 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和耶鲁大学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的资助;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博士在撰稿过程中提供的许多帮助，在此谨一并致谢。 ①见科大卫、陆鸿基、吴伦霓霞编：《香港碑铭汇编》，香港：市政局，1986年，第535页. ②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八，外志五。 ④《清世宗宝皇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⑤关于越人的源流，参见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5年。 ⑥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 ⑦见Eugene Anderson，”The Boat People of South Chi- na”，Anthropos，vol.65(1970).他认为在社会动荡的时候，不少陆上人会逃到水上，此尤以19世纪为甚。 ⑧见康熙《番禺县志》，卷20;咸丰《顺德县志》，卷六。 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8，舟语。 ⑩见陈序经：《置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三章。 ⑾见伍锐麟《三水蛋民调查》，1948年，1971年台北东方文化书局重印;陈序经：《置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沙南蛋民调查》，《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 ⑿见陈序经：《蛋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0页。 ⒀参见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蛋民社会调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汇集了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52—1953年进行的蛋民调查的三个调查报告。 ⒁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蛋家)的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 ⒂见Barbara Ward，”Varieti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The Fishermen of South China”，in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edited by Michael Ban- ton(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1965. ⒃见刘志伟《大洲岛的神庙与社区关系》，刊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Helen Siu，”Subverting Lineage Power：Local Bosses and Territorial Control in the 1940s”。in 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edited by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Stanford：Stanford Univer- sity Press，1995)，188-208. ⒄见David Faure，”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m China vol.15，no.1(1989)，2-36;Helen Siu，”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 0f South China”，Compara- 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32，no。4(1990)，765-94;Liu Zhiwei，”Lineage on the Sands：The Case of Shawan”，in Down to Earth，1995，21-43。 ⒅嘉靖《广东通志》卷68，外志五。 ⒆东莞县文化局编：《袁祟焕》，1984年，9-25，35-56页。 ⒇见Helen 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1989.ch.3. [21]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 [22]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23]《明太祖实录》，卷143，第1383页。 [24]何朝淦：《香山小榄何氏九郎族谱》，香港，卷1，第24页。 [25]见刘志伟：《传说、附会与历史真实：祖先故事的结构及其意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6]见Helen Siu，”Recycling Tradition，”1990. [27]光绪《四会县志》，卷一。 [28]《清世宗宝皇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29]朱橒：《粤东成案初编》，卷31，第16a—17b页。 [30]铃木满男撰、林薇娜译：“鱼佬——相遇在浙江省北部、富春江的水上船民“，铃木满男主编：《浙江民俗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8—1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