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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西方学者不仅注意到了彝族民间口承文学的传统，同时也搜集和整理了彝族经籍文献中的神话传说与丧祭经诗。可以说，维亚尔是第一个对彝文文献作分类研究的西方学者，法国人德·奥伦（D'Ollone）于1911年在贵州威宁、四川宁远府和大凉山彝区进行实地考察时，也曾对彝文经典进行过分类。从这两位学者的分类上看，他们搜集整理的神话传说多为书面形态，主要类型是开辟神话、洪水神话与祖先传说 10。显然，在他们的记述中我们没有读到“史诗”二字，但在他们搜集的彝文典籍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史诗的影子。比如，维亚尔搜集的《天地起源》和《洪水泛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世史诗有关，而“挽歌”当是彝族传统丧仪或送灵仪式上所用的祭奠类诗歌，以沿传至今的各地传统来看，这类“挽歌”当有史诗演唱的内容。奥伦对彝文经典的分类中则有家族系谱、洪水传说、人种分布传说、飞禽走兽述录、山河记录。不论是“传说”还是“述录”，只要对彝文古籍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迄今所见的彝文文献都几乎是诗体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一点，他所说的“洪水传说”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诸多彝族创世史诗中都会读到的篇章11。 这里，应当提到的还有我们1998年在巴黎看到的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一批古代彝文经书，这些典籍大体也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从中国流向法国的。在与本文有关的一部咒经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以诺苏彝族史诗英雄支格阿鲁命名的神图（见上图），彝语称之为“支格阿鲁布伊”，与今年我在美姑搜集到的神图如出一辙。此外，我们还见到了与《勒俄》齐名的凉山彝族世传的两大经典之一《玛木》，我们几位被请到那里去做文献鉴定的彝族学者，大致将之推断为明末清初的木刻本。是否《勒俄》也在同一时期流到了国外则不得而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外学者对彝族的考察和研究活动处于消停状态，直到五十年代以后才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国外研究，主要在彝族历史、社会制度和语言文字方面有较为系统的成果。50年代以来，日本对彝族进行研究的学者颇多，有关彝族历史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白鸟芳郎教授等人12。由于这个时期，国内彝学研究也正在兴起，诸多涉及彝族史诗的彝文文献得以出版，从而进入了日本学者的视野，但大多仅被作为历史或传说而加以引用。此后，坪井洋文教授率团深入贵州彝区调查，于1987年出版了《华南旱地耕作村落的社会和文化》一书，其中对彝族村寨空间和家族组织、住宅构造、生产形态和饮食生活、祖先崇拜和农事活动、民间口承文艺都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叙述，涉及到了洪水神话史诗。 直接关注彝族神话与史诗的日本学者是伊藤清司教授，他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对彝族口承文化传统、创世史诗、火把节习俗、傩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成为彝族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研究成果，其中《〈天婚〉故事的结构研究》一文中涉及到的“天婚”故事或母题，引证了彝族洪水史诗（有诸多的异文）的内容；《神话中的性》引述了袁家骅先生早年搜集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一文中关于“兄妹婚”的神圣叙事；《眼睛的象征》（1982）大量引用了史诗《查姆》和《阿细的先基》中关于“眼睛”与人类发展的叙事；《人类的两次起源》（1989）则广泛涉猎了彝族“四大创世史诗”，包括《勒俄特依》。伊藤先生对彝族史诗的青睐，主要运用在对中国西南诸族群的神话比较研究中，从其引证资料的角度看，他基本上是从“创世神话”的角度切入这些文本的“故事梗概”，显然他对《查姆》在搜集整理过程中出现的“原文”或是“变体”已经表示出某种怀疑13。 第一个以“史诗”眼光来看待彝族文学的西方人，是著有《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德裔美籍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他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一文中，却将撒尼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与傣族叙事长诗《线秀》、《南鲸布》和《葫芦信》一同视为“史诗”，并进行了初步的评介14。除了对长诗的搜集、整理工作中的“拼凑”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外，该文也促使我们去思考怎样从学理上对叙事诗与史诗进行界定的问题。因为，按照艾伯华的观点，目前收集整理出来的几十部彝族叙事长诗是否也该归入“史诗”的行列呢？这个问题，或许在我们廓清了什么是彝族的史诗传统这个基本实事之后，会迎刃而解。此后，关注《阿诗玛》的学者还有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司佩姬（Margaret Swain）女士， 她对“阿诗玛”从撒尼人的民间传说人物演变成为世界知名形象的过程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此外，更重要的是，她同样也对作品的“改编”提出了质疑15，讨论了 “阿诗玛”故事（口传文本与书面文本）在整理、改编为汉译本的过程中，阿诗玛的哥哥是怎样被置换为阿诗玛的情人的。不言而喻，《阿诗玛》大概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彝族民间叙事。这一改编后来直接影响到这部作品所有的翻译本，包括英语版、日语版，以及其它多种语种的版本。可见，文本制作过程中的“改编”导致了对本土文化的误读，并通过印刷物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开去。 这里要特地提到另一位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博士，他于1982年将彝族叙事长诗《赛玻嫫》译成英文，第一次把彝文经籍长诗全文介绍到了西方。近年来，他在执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时，几度深入云南彝区调查，并从翻译理论（Theory of Translation）的角度开始着手楚雄彝族史诗《查姆》和《梅葛》的文本类型研究，他对彝族传统文学的理解，以及对这些传统文本的搜集、整理、翻译与出版提出的一些见解，深中肯綮，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看待一系列已经出版、又有颇多“遗憾”的彝族史诗文本的理论视角16。他的观点与分析方法，多少带着某种折衷主义，我们将在后文结合史诗《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工作做更多的涉及和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