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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所述，我们大致了解到第二个《勒俄特依》的汉文译本，就是以1977～78年间为完成《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而搜集、整理、翻译出来的内部资料为蓝本的。那么，前后出版的两个汉文译本之间也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在1978年内部出版的资料本上登载的《凉山彝文资料选译说明》就明确指出：“本书（《勒俄特依》）曾于一九六○年由冯元蔚、沈伍己二同志整理翻译、由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审订出版。这次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30那么这一文本制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与第一个汉文译本大体相似，即汇编性强。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前一个译本基本上是出于文学目的的民间采风；后一个译本则是服从于当时的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术目的，即为了提供说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资料，以期反映“奴隶制度下的等级、阶级和旧的民族关系等状况”，针对性相当强。因而，它也不是一个符合民间文艺学的科学资料本。第二，作为彝族学者、也作为曾经是毕摩的曲比石美先生参与到了整个工作中之外，还有两位彝族学者卢学良先生和沈文光先生也做过大量的工作31，这些彝族学者皆精通彝汉文，尤其是曲比石美先生出身于毕摩世家，在1956年的民主改革之前他一直还在从事毕摩这一宗教职业，因而他们的共同协作，至少对史诗的翻译、校定工作十分有益。 “写作组”还进一步强调了当时的工作原则，“在补充收集的基础上，对上述彝文原件进行整理、校正和翻译时，本着保留原貌和忠于原文的原则进行。但由于它们在四川彝族地区又流传范围广，时间长，版本各异，说法不同，又由于我们水平不高，且受时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加上各地方言不同，对其中的某些字、词，音义难辨。因此，整理中不免有些差误，翻译不准、甚至错译之处更是难免，如《玛木特衣》最末的几小段，从对彝文的读音到翻译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它地方的个别译文也有类似情况。我们只好参照一些说法，按字分析进行翻译，必有不当之处。”32 至于其中提到的“彝文原件”当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讲述人的史诗异文，因而“本着保留原貌和忠于原文的原则”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为什么我们要深究《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呢？因为迄今为止，以上两个译本一直是中国学界研究凉山彝族的重要文本。仅就史诗研究而言，学者的资料引证和分析大都以它们为范本，而文本分析也一向是中国史诗学界的侧重点，尤其是对《勒俄》的研究，长期以来依赖于汉文译本的阐释，鲜有学者超越书面文本的局限去探索它背后的史诗演唱传统，而由这种活形态的演唱传统所规定的文本形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几近湮没在死寂的书面文本分析之中。而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正是本论文的学术追求所在。 ㈡ 关于《勒俄特依》文本的几点质疑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勒俄特依》(汉译单行本)本作一简单的介绍。全诗译本共2270余行，由〈天地演变史〉、〈开天辟地〉、〈阿俄署布〉、〈雪子十二支〉、〈呼日唤月〉、〈支格阿龙〉、〈射日射月〉、〈喊独日独月出〉、〈石尔俄特〉、〈洪水漫天地〉、〈兹的住地〉、〈合侯赛变〉、〈古侯主系〉和〈曲涅主系〉等十四章组成。该译本的“出版说明”是这样表述其出版宗旨的： 彝族古典长诗《勒俄特依》，流传于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它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的想象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万物的生长、人类的起源、彝族的迁徙等等，其中也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情景。1982年我社出版的彝文版《勒俄特依》，是由冯元蔚同志搜集整理的，它深受广大彝族读者的欢迎。根据广大读者想阅读汉文本的要求，冯元蔚同志将它译成汉文，现予出版，以飨读者33。 但是，在出版的环节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个汉译单行本在封面上将史诗明确定义为“古典长诗”，与1960年将之纳入“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的作法是一个矛盾；二是1999年《勒俄特依》的彝文本又发行了新的版本，与老版本同样，彝文本与汉文本之间有一殊异之处，也就是彝文本为15个章节，比汉文本的14个章节多了名为《阿略举日谱》的一章。因此，在彝汉文两种文本之间出现了“异文”。关于这两个问题，在访谈中冯元蔚先生作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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