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上)——以彝族史诗研究中的“文本迻录”为例(上)[1](5)
2003年2月19日,冯元蔚先生在笔者的访谈中详细地回忆了他本人两度参与史诗搜集、整理、翻译工作的来龙去脉,他的夫人赵洪泽先生还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勒俄特依》(彝文本)。在此,我们引述其中的一些访谈片段: 冯: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勒俄》。到了解放后,1958年全国文艺采风啊,省委宣传部把我调起去当采风组组长,负责凉山这一片。采风嘛主要是民间文艺采风,所以省上去了一些人,凉山州也调了一些人参加,一共有十几个人。其他的同志都去民间搜集去了。我呢,因为有这个基础,对《勒俄》有偏爱,我就别的不大管。 曲布嫫:您就专心致志做《勒俄》了。 冯:当时分别搜集了8个版本。然后又找了8、9个德古(ndepggup头人),德古完全用口背,我记录。然后回来以后,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8个版本和口述的记录弄成卡片,进行整理。因为这8个版本中的任何一个次序都是混乱的,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 曲布嫫:民间口传就这个特点,异文多。当时您把这些版本都记录下来了,也就是把每个德古的口述都写了一遍? 冯:哦。记下来以后,我又把它们弄成卡片,一组一组、一段一段地对应,再编出个次序来。 …… 曲布嫫:做卡片,比如说到了“武哲惹册涅”(vonresse cinyix雪子十二支),就用卡片把8个版本都对应出来。做卡片的目的就是对照? 冯:对,对照。对照基础上又搞个系统,从哪儿到哪儿,上下看起来有个顺序,不至于颠颠倒倒。 曲布嫫:然后再重新排列嘎? 冯:嗯。 曲布嫫:这个就是58年做的工作。当初您这8个版本是在哪几个县收的呢? 冯:主要是在昭觉、西昌、美姑、布拖,重点是这四个县,然后我在昭觉又找到其他几个县的版本,比如雷波的啊,金阳的啊,冕宁的啊。 曲布嫫:喜德和越西这边有没得,当时? 冯:没有。哦,喜德有,越西没有,我当时也没去。 …… 曲布嫫:阿普26,我打断一下,回到刚才的话题。您说你找过8到9个德古。这些德古的名字您现在还记得到不? 冯:都记不到了。 曲布嫫:嗯。当时那些田野笔记也都找不到了? 冯:找不到了。我也是遭抄过家的。大头是拿给阿鲁斯基拿走了,剩下的是几次抄家啦,搬家啦,搞得纸片片都找不到了。光是我的笔记本,这么厚的都是十几本。 曲布嫫:抄家都抄走了?简直是。这个就是最痛心的事情,心痛死了? 冯:是啊。 曲布嫫:还有就是《勒俄》的彝文本与后头的汉文本,两个本子能不能对应? 冯:基本对应。这个主要是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呀…… 曲布嫫:很难对译,就是。 冯:哦。所以说,从汉文版本的角度来呢,主要是考虑汉族读者。所以,你太对应很了呢,就别别扭扭,读不通的样子。 曲布嫫:所以就是说,彝文版基本按原来的,汉文版考虑了汉语表述。
以上访谈说明第一个《勒俄特依》汉译本27 的搜集、整理过程,大致是将各地的八、九种异文与八、九位德古头人的口头记述有选择性地汇编为一体,并通过“卡片”式的索引与排列,按照整理者对“次序”也就是叙事的逻辑性进行了全新的组合,其间还采取了增删、加工、次序调整等后期编辑手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本制作过程的“二度创作”问题:第一,文本内容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书写出来的抄本,一是口头记录下来的口述本,也就是说将文传与口传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史诗传承要素统合到了一体;第二,忽略了各地异文之间的差异,也忽略了各位口头唱述者之间的差异;第三,学者的观念和认识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史诗叙事顺序的前后进行了“合乎”时间或历史逻辑的调整;第四,正式出版的汉译本中,没有提供详细的异文情况,也没有提供口头唱述者的基本信息28。因此,在这几个重要环节上所出现的“二度创作”,几乎完全改变了史诗文本的传统属性。按照有些学者的理解,这个译本大概属于当时在文艺部门(非学术部门)领导下的“民间文艺采风工作”所产出的“文学读物”。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将之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来加以评判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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