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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山”，指潮州府揭阳县霖田都河婆墟（今揭西县河婆镇）西面的三座高山，名曰明山，巾山和独山。三山国王祖庙位于巾山山麓，额“明贶庙”（注：古汉语中，贶意为恩赐。“明贶”是对他人恩赐、赠与的尊称。）。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已不可考。1994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等曾到实地考察，根据他的看法，三山国王信仰的起源当与中原王朝进入本地之前古越人的山神崇拜有关。［4］（p373－385） 目前确知的最早有关潮州三山神庙的记载，见于《宋公要辑稿》卷一二三六中之“三神山神词”条：“三神山神祠在潮州，徽宗宣和七年八月赐庙额明贶。”宋朝开发和统治南方时经常使用的策略就是，大量册封南方土著的庙宇和神明，使之成为本地居民顺从朝廷“德化”与“教化”的象征，最著名的就是对福建湄州林姓巫女（即后代的“天后”和“妈祖”）的册封。潮州地区的许多居民也是在这一时期较大量地成为“编户齐民”的，宋徽宗为三神山神祠赐额，与当时朝廷在南方地区普遍的统治策略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三神山神祠在北宋已经得到朝廷赐额这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以后数百年间竟然完全没有被人提起。原因可能是宣和七年（1125）距北宋灭亡仅有一年，接踵而来的战乱淹没了人们的记忆。后人重新知道此事依据的是《宋会要》的记载，宋代专设“会要所”修撰《会要》，但从未刊行过。现存《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时徐松从《永乐大典》各韵目中辑录而成的。结果，《宋会要》中的这条记载，长期未为人所知。 《宋会要》中所用的是“三神山”一词，尚未见有“三山国王”的说法。现存文献中最早使用“三山国王”一词，并把三山国王传说系统化的是元代任翰林国史院编修的江西庐陵人刘希孟。至顺三年（1332），他应潮州路总管王元恭之邀，写了《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该庙记明初被载入《永乐大典》。［5］（p18－19）从庙记中知道，当时三山国王庙宇在广东东部地区已经相当普遍地存在，所谓“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远近人士，岁时走集，莫敢遑宁”。这个庙记根据民间传说，讲述了一个三山国王“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受封于宋”的故事，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涵。关于这些意涵在潮州地域社会历史环境下的象征意义，笔者已另有讨论。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我们要注意的是庙记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一个在地方上受到广泛崇拜的神明的态度。 在刘希孟笔下，三山国王的“正统性”主要来自于韩愈的祭祀和宋代皇帝的册封。唐代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莅土治民”将近八个月，这一事件后来被赋予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从宋代开始，韩愈在潮州地区已被塑造成为一个在边远蛮荒地区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驱和中原士大夫正统文化的象征，按照苏东坡的说法：“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6］（p61－64）韩文公影响所及，山河易名。韩江、韩山、韩木、韩祠，以及其它一系列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被当地士大夫当作教化已开，渐成“海滨邹鲁”的文化证据。刘希孟在《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中写道：“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众祷于神而响答。爰命属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珩珩。爰神之庇庥于人，敢不明受其赐。则神有大造于民也，尚矣。”这样一来，《韩昌黎集》中《潮州祭神文》五首之一的“祭界石神文”也就被呈献到三山国王座下，这一联系命三山国王的正统性有了文化上的依据。以后潮州地区的士大夫们在修方志、记笔记提到三山国王时，往往自觉地强调这是韩文公祭祀过的神明。连《永乐大典》也在韩愈《祭界石神文》题下加注：“或言即三山国王。”［5］（p2） 从庙记的内容可以看出，刘希孟已经不知道宋徽宗为三神山神祠赐额之事。在他笔下，三山国王信仰在政治上的“正统性”，主要来自宋太祖开宝四年平定南汉刘chǎng@①，和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太原灭北汉刘继元时的两次“显灵”：“宋太祖开基，刘chǎng@①拒命，王师南讨。潮守侍监王某赴于神。天果雷电以风，chǎng@①兵败北，南海以太（平）。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睹金甲神人，挥戈驰马突陈（阵），师遂大捷。刘继元以降。凯旋之夕，有旗见于城上云中曰：潮州三山神。乃敕封明山为清化盛德报国王，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独山为惠感（威）弘应丰国王。赐庙额曰明贶。敕本部增广庙宇，岁时合祭。明道中，复加封广灵二字。则神有大功于国亦尚矣。”尽管这些“灵验”故事在《宋史》等正史中找不到丝毫证据，也未见有宋太宗或宋仁宗封禅“三山”的正式记载，但对于王元恭、刘希孟等外来的官员来说，为“清化盛德报国王”、“助政明肃宁国王”和“惠威弘应丰国王”这些封号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它们的行为伦理中，地方性神明只有受过皇朝的封赠才合乎正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