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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多年有心无意的经营之后，潮阳东山双忠、大忠、韩祠三庙交相辉映，出现了一个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祭祀中心。每年春、秋二祭之时，大小官员、本地士绅络绎于道，三庙祀典相同，均“献奠如帝仪”，可谓一时之盛。更为重要的是，东山诸庙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与士大夫的品味情趣格外契合，潮阳东山逐渐成为当时潮州士大夫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之一。历次编修《潮州府志》和《潮阳县志》，都收录许多关于潮阳东山及其庙宇的酬唱诗赋。官员、士绅也不时在东山雅集，如嘉靖四十四年“东山新庙告成，候（署潮阳知县郑良壁——引者注）因乐与乡士大夫登览而赋之”［19］（卷十五），其唱咏部分仍见于《潮阳县志》。 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潮州士大夫集团形成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十六世纪潮州经历过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其内容之一，就是出现了薛侃、翁万达、林大春、林大钦、唐伯元、林熙春等一批有地位的本地士大夫，士大夫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力较之前代大大增强。清代道光年间潮州教授冯奉初认为“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24］（卷一），因而编辑《潮州耆旧集》，所录明代潮州二十家文集，有十四家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之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潮阳士大夫营造东山的文化氛围，具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的涵义。 尽管元代的庙记已经有了“公私有祷，其应如响”的说法，但就目前可见的文献，直至明代中叶，潮州地区尚未出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的记载。所有提到张巡、许远的文章、诗赋，讲的都是睢阳之战的英烈，托梦钟英的灵异，以及历朝皇帝的封典，至于“双忠”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则主要借助与韩愈和文天祥有关的故事来表达。潮州士绅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韩、文这二位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知名度”很高的士大夫，都在潮州建立过功业。这种关于“双忠”信仰的解释，到嘉靖年间有了重大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见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为百姓捍灾御患的灵验故事开始被编制出来。 最早记录“双忠公”在本地“显灵”故事的是嘉靖四十四年林大春的《重建灵威庙碑》，其中三个灵验故事讲的都是张巡、许远“显圣”协助乡民平定盗乱、捍卫城池的内容，反映了明中叶以后潮州地方的实际情形。天顺以后直至明末，潮州一直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所谓“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24］（卷十九）。潮州各地城池、村寨一再被攻破，破城以后生灵涂炭，典籍、文物付诸一炬。而明朝的军队却是兵疲将弱，不堪一击，善于扰民而怯于御寇。保乡卫土的责任，基本上是由地方官员、本地士绅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乡兵”来承担的。［25］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义勇忠烈、捍城御寇著名的“双忠公”，很自然地成为官员、乡绅用于动员百姓的信仰资源。有意思的是，林大春在讲述嘉靖年间双忠公协助潮阳县民固守县城的传说时，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灵验故事“见证人”的地位。前引睢阳故老讲述“双忠”来潮缘由时，林大春已经充当了一次“见证人”的角色。这样的做法一再出现，考虑到当时动荡险恶的社会环境，其良苦用心已尽在不言之中了。 如果从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算起，到明嘉靖时，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已经存在了近500年。此时距元朝皇庆元年赵嗣助等兴建的灵威庙落成，也已有250年。灵威庙始终是潮州地区祭祀双忠公的唯一庙宇。就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盗围城五旬，“士民请祷于东山双忠之神者，动经数里而遥，又会中外戒严，往返不便，乃相率奉其遗像”，在潮阳县城内建立了“双忠行祠”，“有司朔望谒如城隍礼”［19］（卷九）。“双忠行祠”的建立，使东山灵威庙之外，出现了另一个以张巡、许远为主祀神的庙宇。 “双忠公”在本地“显灵”故事的创造和东山灵威庙之外的“双忠行祠”的出现，是双忠公信仰“地方化”和“民间化”过程中极富于象征意义的发展。在地方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朝廷军队无力救助、保乡卫士的责任完全由地方官员和本地士绅承担的情势下，本地士绅创造了双忠公保佑地方平安的传说，在被围困的县城里建立神明的“行祠”并在此举行仪式，直接的目的当在于提高守城民众和乡兵的士气，安定民心。林大春等乡绅自然也明白，对百姓来说，神明的“灵验”故事要比士大夫的“义理”更有动员能力。 潮州地区动乱的势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直至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结束“迁海”并开放海禁之后，地方社会才逐渐平复下来。在这一过程中，双忠公捍灾御患、保土安民的传说继续流播，潮州各地也都纷纷建立起双忠庙。首先是原来因局势是否紧张而设废不定的潮阳县城“双忠行祠”，终于顺治七年（1650）正式落成［26］（卷一二），紧接着在顺治十一年（1654），潮阳、惠来、饶平等地城乡又有几间新的“双忠庙”落成。［27］（卷二五）康熙、雍正年间，有关海阳、揭阳、普宁等县多间“双忠庙”落成的记载也出现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