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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在地域社会有着广泛信仰基础的本地神明，赋予其合乎朝廷典章制度和士大夫价值观念的正统性，对外来的地方官来说，有减少与地方势力冲突、安定社会和减轻当地士大夫内心矛盾的双重作用。考虑到韩愈在当地是向边远地区传播中原正统文化的象征，而宋太祖平刘chǎng@①和宋太宗征太原又都是中原正统政权对地方性割据势力的战争，那么，同样来自中原，代表元朝政权统治潮州边海之地的王元恭，接受和强调以这两个传说为基础的关于三山国王的解释，其良苦用心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王元恭后入祀名宦祠，据称其主要政绩为“修学校，新韩庙，课试诸生，亲与讲解而饬励之。有古督守风”［7］（卷5）。其实，历代有作为的潮州地方官都在推行这种可称为“士大夫化”的政策。 刘希孟的庙记以后就成了被官员和士绅普遍接受的“规范性解释”，明清时期多次重修《潮州府志》和《揭阳县志》，大多收录或节录该庙记。而《广东通志》和潮、嘉、惠三府州的各个县志，以及一些笔记小说，在提到各地的三山国王庙时，也完全根据刘希孟的解释。（注：例如，顺治《潮州府志》卷12全文照录，而雍正《揭阳县志》卷7，乾隆《揭阳县志》卷8和光绪《潮州府志》卷41则为节录。又可参见万历《广东通志》卷39，坛庙志；光绪《海阳县志》卷20，建置略四；郑昌时《韩江见闻录》卷1，三山国王。） 除了刘希孟的《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外，在清代潮州和台湾的方志中，还收录有另一个《三山明贶庙记》，其作者是明代潮州知名的士大夫盛端明。盛端明原籍饶平县，嘉靖时官至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8］（卷三○七），曾二度隐退返乡，长期乡居，参与地方的文化创制，包括参与《潮州府志》、《揭阳县志》的编修，修筑韩江堤围，兴办学校，编纂《程斋丛稿》一书，等等。其“卒年八十一，赠太子太保，谥荣简”［9］（卷6）。 盛端明的《三山明贶庙记》全文收录于光绪《潮阳县志》卷二一和乾隆《重修台湾县志》卷六。作者曾比较过刘希孟和盛端明两个庙记的异同（注：参见拙作《地方神明正统性的创造与认知——三山国王来历故事分析》和《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发现后者基本上是前者简写本，故事的内容与结构基本相同。除若干处明显因为笔误而导致内容出入者，盛端明庙记有三处与刘希孟庙记明显不同。首先，盛作在讲到宋太宗册封三山国王时，增加了“太宗悟，乃命韩指挥舍人，捧诏来潮霖田”一句。这明显是采纳了民间传说的说法，因为河婆一带至今仍流传韩指挥舍人和木坑公王奉宋朝皇帝之旨，诣庙赐封，然后留下不走的故事。［10］其次，盛端明庙记有几句简短的“序”，说明写庙记的动机：“三山国王庙，潮属所在皆祀之，因神牌上未明何代封号，为纪一篇，以补阙略。”其结尾处又有“谨书之，俾乡人岁时拜于祠下者有所考证焉”的字句。再次，盛端明删去了刘希孟庙记最后一段长达400多字的纯粹谈论神明捍灾御患、护国庇民的“义理”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清代雍正以后潮州方志收录刘希孟庙记时，也大都删节了这段文字，从而使故事的重点更加侧重于与皇帝册封有关的内容。 关于盛端明庙记社会历史意义的理解，必须考虑到明代潮州的社会背景和盛端明的身份地位。明王朝对民间神祗崇拜的态度与宋代截然不同，对没有列入王朝祀典的“淫祠”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打击措施。就潮州而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毁淫祠、立社学的行动。魏校“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结果，“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巫觋不复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11］（卷六）。按照他颁布的《檄郡县立社学文》，“不载于祠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的庙宇，都在“尽数拆除”之列［12］（卷一三）。可以说，潮州绝大多数的乡村庙宇，都属于这个范围，此举自然对地方社会原有的秩序和关系造成很大冲击。但毁淫祠又是在兴教化、正民俗的理由之下进行的，从当时的记载看，潮州乡绅对此事的反应相当微妙。“潮属所在皆祀之”的三山国王庙宇在明代从未列入官方祀典的范围，而且“神牌上未明何代封号”，无疑有“淫祠”之嫌。以盛端明在当地作为著名乡绅的身份，在魏校“毁淫祠”的举动之后，写出《三山明贶庙记》，强调整个故事中与宋朝皇帝册封有关的内容，甚至连民间配祀的韩指挥舍人也赋予皇帝使者的身份，“俾乡人岁时拜于祠下者有所考证焉”，其良苦用心与元代身为外来官员的王元恭和刘希孟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王元恭和刘希孟面对的是本地居民，撰写《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是通过与韩愈祭祀和宋代皇帝册封有关的故事的传播，使三山国王信仰成为顺从朝廷“德化”与“教化”的象征的话，那么，身为著名乡绅的盛端明，在这个问题上要面对的，恐怕主要是朝廷的法度，他在《三山明贶庙记》讲述宋朝皇帝册封故事的目的，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说明三山国王庙不是“原无敕额者”，从而不是“淫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