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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神明来历正统性与皇帝册封的关系，也表达了民间社会关于皇权与神权的基本理念。对日夜为生计操劳的百姓来说，皇权（几乎也等于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既是一种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神圣力量，又充满了遥远的不可触摸的神秘感，民间社会关于历代皇帝的口述传说也和关于神明的故事一样丰富而多变，而且这两类传说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皇帝只是一种比他们日常祭拜的神明更威严、更有力量的神，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有更远的距离。他们可以向神明诉求，甚至可借助掷茭、问签、扶乩等等办法与神明“对话”，而对皇帝他们却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果不能说他们有时可能把神明当成皇帝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认为，神明常常被当作他们与心灵上抽象的“国家”沟通的桥梁。许多三山国王庙里都高悬着“护国庇民”的匾额，除表达某种功利性的期待之外，也流露出希望神明在“国”与“民”之间保持平衡，使二者均能获益的心态。在现实生活中，这本来也是他们对“父母官”的期待，而地方官员也应是他们与朝廷沟通的桥梁。这里的“国”和“民”都是没有特指对象的抽象理念，从隋文帝到宋ｂǐｎｇ＠②帝都可以是这种与“正统性”相联系的“国家”理念的外化或象征。不管现实的政治环境如何，这种理想化的“国家”的“原型”，一直存在于中国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三 双忠公：祀典神祗的地方化 关于三山国王历来故事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本地社会有着广泛信仰基础的地方性神祗，随着南方边远地区的逐步“开化”，在其信仰长期流布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其来历故事创造及其象征意义的转换，去平衡其长期存在的与“正统性”有关的内在的“紧张”的。我们将要讨论的“双忠公”信仰在潮州的流播（注：关于“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流播的具体情形，可参见黄挺《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国家意识和乡土观念：以潮汕双忠公崇拜为例》和拙作《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均收录于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一书。），其社会历史过程与三山国王信仰的情形几乎正好反转过来。 在潮州地区，双忠公也是乡村社会中信仰最为普遍的神祗之一。清代雍正年间署潮阳知县的蓝鼎元，就记载了双忠公“香火遍棉阳，穷乡僻壤皆有庙”［17］（卷十）的情形。就本文的兴趣而言，我们将考察这个从唐代起已被列入官方祀典的、来自中原的神明，在南方一个“开化中”的地域逐步“地方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其反映的地方社会变动的若干侧面。 潮州人所谓之“双忠公”，指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两位以“忠义”著名的将领张巡与许远。至德二年（757），叛将安庆绪派部将尹子奇率军围攻中原与江淮之间的战略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以打开前往财赋重地江淮地区的通道。时任河南节度副使的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一起，率兵死守睢阳达十月之久，是为著名的“睢阳之战”。睢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由于兵粮断绝、援军不至，睢阳守军以城内百姓为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18］（卷一九二）最后，睢阳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被害，许远被执送洛阳，亦以不屈死。以后，历代史家都高度评价睢阳之战的战咯意义，其看法大多根据《新唐书·忠义传》的评论：“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安史之乱平定后，率军收复睢阳的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请求旌表张巡、许远。经过一番争论，肃宗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张、许二人。“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睢阳至今祠享，号‘双庙’云。”［18］（卷一九二）是为“双忠公”崇拜之始。以后从宋代到清代，张巡、许远崇拜一直得到朝廷的提倡。 （http://www.tecn.cn） 传说中潮州地区双忠公信仰的开始，直接与睢阳“双庙”有关。最早有关这个传说的记载，见于元代皇庆元年（1312）吉安路龙州书院山长、潮阳人刘应雄所撰之《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又题《灵威庙记》）：“宋熙宁间，郡遣军校钟英部领方物贡于朝。道（经）归德，谒庙乞灵。夜梦神语：‘以神像十二、铜辊一，闭后殿匮中赐汝。保汝俾奉归以祀而邑之东山。’明，发趋京，事讫允济回，具修脯胖答神贶毕，记梦中语，取所与者，星驰而返，置诸岳祠，钟旋踵而立化。邑人骇异，时见玄旌树于岳麓。邻寺僧徒夜见光怪，白有司，请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祷，其应如响，事闻于上，赐庙额曰‘灵威’，二神册尊王爵，钟亦封嘉佑侯。”［5］（p17－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