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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毛子水与章太炎不同的是他手中握有更强大的武器——“科学”，故可以明指使用金文和《山海经》是与“科学的精神”对立的。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能肯定《山海经》也借助的是同样的武器。他说：《山海经》和《楚辞·天问》这类材料以前都是死的，“如无殷墟文字的出土和海宁王［国维］君之发明，则敢去用这些材料的，是没有清楚头脑的人。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这些相关的材料“登时变活了”（注：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傅斯年全集》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25页。）。虽然这一头脑是否清楚的划分有明确的时间断限，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取决于新文化人特别强调的“科学方法”。大致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经过地下材料证明的纸上材料才可用之意。 可知当时“科学方法”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它既可用来突破过去的正统史料观念而开拓新范围，也可复兴乾嘉正统意识，进一步支持《山海经》等是“谬悠怪诞”的不经之书的观念。同时，这里也可见清代“汉宋之争”的复活，虽然在表述形式上已基本改头换面：许多倾向于义理的“旧派”都强烈抨击前清的乾嘉考据进入民国后反借“科学”而复兴，结果导致民国学术破碎支离，这正是道咸以降的“新宋学”攻击乾嘉“汉学”的口头禅；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多明显具有以民国之人反对“前清思想”的言外之义，所以他们在社会身份认同上其实又不“旧”而“新”（注：这个问题我拟另文专论，相关的论述可以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而“科学”派的学者立场也非常鲜明，正式提出“中国古史重建”口号的韩亦琦到1942年仍认为，因清儒的考据，一般认知中的上古史料可靠的已很少。像汲冢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可靠的成分更是少了”。他特别指出：“我们切不可以为王国维利用《山海经》证实了甲骨记载中殷先王亥，便认为《山海经》完全可靠”。与毛子水一样，他对金文也持保留态度：“虽然金文也能当做史料，但未经科学的发掘和严格考订整理，用时危险极多；即使考订正确，为数也有限”（注：韩亦琦：《中国上古史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42年12月1日），第10—11页。）。 这正是与胡厚宣先生撰写《四方风名考证》差不多同时的言论，则前引胡先生的回忆虽有不精准处，其所述的学界反应却可以说大致符合实际。杨树达先生后来序胡先生文集，便指出当年王国维文出，“举世莫不惊其创获。及君此文出，学者又莫不惊叹，谓君能继王君之业”（注：杨先生语引在胡厚宣《我和甲骨文》，第275页。）。学界的两次“惊叹”说明，近年被学术史称述甚多的“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的实际影响恐怕没有我们认知中那么大（注：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在一般学人印象中，记载传说材料的《山海经》等书正是疑古倾向的对立面，也确实受其影响而使人不敢随便使用（注：徐炳昶注意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治古史的人对传说资料仍是左支右吾，不敢放手使用；其主要原因即受疑古风气影响，“从根本上疑惑这些资料的可用与否”。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重印1961年版，第26—27页。）。王国维虽然先已使用了《山海经》，但在疑古风气极盛的时代，似尚不足以祛除主张“科学”治史的疑古学者对《山海经》一类文献的疑惑。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胡先生此文因进一步以“地下材料”证明了旧文献的可用，对疑古风气打击较大，故能再次使人“惊叹”。 那时仍在怀疑《山海经》的韩亦琦认为古史的重建只能寄希望于“科学的考古发掘。这门学问若能发达，新材料不仅可以大量寻找出来，使古史之重建极为可能，而且这些材料将愈积愈多，使后人知道古代史更详细、更悠远、更确切”，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颠扑不破的古代实物重建古史”（注：韩亦琦：《中国上古史之重建》，《斯文》第2卷第23、24期合刊（1942年12月1日），第10—11页。）。这也是稍早许多人的期望，但到韩氏写此文时，因出土史料的有限及使用困难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考古的期望降低。 大量使用《山海经》的杨宽先生就对考古出土史料的效果存疑，并从几乎完全相反的角度质疑王国维的研究。他说：“当前古史之研究，最大之难题，为殷墟卜辞之学犹未能建立成一体系；其章句训诂固在在成问题，其所识之字，亦多以意为之，未能坚人之信也”。王国维曾将一甲骨文字“初释为‘夋’，谓即帝俊；即而因证帝俊之即帝喾，乃又改释为‘夔’，谓与‘喾’音同，又与‘夋’相近。究何所见而云然耶？王氏为学尚称审慎，其末流乃举古史上之问题，一一以卜辞穿凿附会之。地下之新史料诚较纸上之旧史料为可贵，实物之史料诚较传说之史料为可信，但考释必须观其会通，然后能增高新史料之价值。若任情附会穿凿，其与伪造新史料，相去仅一间耳。”（注：杨宽：《上吕师诚之书》，1940年2月15日，《古史辨》（七下），第381页。）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考古史料与传说史料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学者完全可以兼而用之（顾颉刚本人早年正提倡兼用，他特别强调新学术应注重实物、依靠实物；但其后来实际走在基本使用文籍而非实物的方向上，也可能影响到其追随者）。然当时人似乎多感到有必要为自己采用的方法正名同时又反对其他方法的必要，这大概与那时的世风相关，也可能与清代“汉宋之争”在民国以不同形式“复兴”相关，这方面的探讨只能俟诸另文了。 余论：学术传统的中断与更新 本在《书目答问》“古史”类中的《山海经》竟然被许多民国学人视为异端这一现象充分提示出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中断（不是全断），而传统中断后的一个常态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然绝非有意识地制假）：过去常见的事物可能变为（实际是被认为）稀见，过去极平常的事（如阅读和使用《山海经》）反而成为带突破性的举动，而本来人皆可为之事也竟成为“思想解放”的对象了。《山海经》并非惟一受此“殊遇”者，前引反对读《山海经》的崔述在民国时就曾有相似的命运，这一在光绪初年其实可以说广为读书人所知的人物到民初竟然被从“百年埋没”中“重新发现”出来，成为新文化人从边缘改写近代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立足点（这里针对的不是新文化人对崔氏学术成就的重新评估，而是他们将崔述视为清代学统中的边缘人物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