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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初以来，中国学者常说什么“汉学的中心在外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确符合事实，然而民初西方汉学的情形也未必像许多国人认识中那样了不得。早年的西方“汉学”从研究的领域、关注的问题、到运用的方法都有明显的特点，与我们一般认知中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其实相当不同；民初的中国学人因为有强烈的“预流”心态，并欲与西方汉学争胜，自觉或不自觉地思其所思，所以看到差距而思赶超。若说到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除日本在一些小的领域或稍领先外，外国的研究总体上并不特别领先于中国人的研究（这个问题太大，我近有专文探讨）。《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几年前有一段概述二战前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话，值得全文引在这里： 在二战之前，西方并无有组织的中国历史研究这一“行业”（profession）。与19世纪的情形一样，那时在欧美大学中讲授“中国研究”的约二三十位学者中，多数仍是退休的领事、外交官或传教士。他们中大多数是在“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系或“东语”（Oriental Languages）系与圣经学者、阿拉伯学者、以及古典近东专家一起任教。即使在少数几个有着长期中国学术传统的大学之中，也并无有组织的中国研究“中心”。只有巴黎，因其有着从18世纪的耶稣会士开始就未曾间断的学术大师持续存在，可以实实在在地称为西方的汉学（sinology）中心。在美国，只有哈佛大学是认真开展［学术］活动的中心，那最早也只是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开始，不过其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并保持着与中国学术界的个人联系。没有任何西方大学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结构完善的中国研究专业的设置。在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题目的主要目的包括在为那些将赴远东任职者的现代语言教育之中。没有任何大学设有专门的中国历史讲座教授职位。（注：Denis Twitchett，The Historian，His Readers，and the Passage of Time，Taibei：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1997，pp. 3－4．） 这段话出自今日西方著名中国史家之口，虽或不免有自谦的成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崔瑞德教授指出，那时西方“任何希望成为［与中国有关的］职业学者的人会尽快奔赴中国，在那里找到好的老师对其进行培训”。也就是说，当中国学者慨叹汉学中心在外国时，西方学者却到中国寻找良师以接受训练。将此情形与胡适言说对西方学界的长期影响力合观，可以确证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的学术见解在西方其实还是长期具有权威性的（注：当然，二战后情形已开始改变，与区域研究兴起的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力发展中国研究，其中历史研究到今日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至少决不落后于中国。今日西方中国史研究在资料建设的投入和学者利用资料的能力上与中国学人相比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美国人做博士论文通常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花一年以上的时间查阅和搜集资料，我们的史学博士生可以用于查阅资料的经费通常不足千元，连在国内选一个地方看资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而大学图书馆的购书经费更不能比），所以西方中国史研究决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长于“理论”和分析，而是在资料占有上远胜过我们一般的学者；如果我们不在这些方面急起直追，则中国史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很可能成为事实。）。 那时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学界的发展相当关注，他们对中国学者的认识也常追随中国学界的转变而更易。吴宓于1931年2月24日在巴黎访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印象如下：“彼乃一考据家，尤颇有美国人气习。殆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然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则殊无辨择之能力矣。宓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注：《吴宓日记》第5册（1930－1933），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6页。）吴宓在文化理想上与当时居中国学界主流的胡适一派人有很大的歧异，对其向来观感不佳，又先受到伯希和冷遇，所以他的看法或不免带有偏见。但如果西人到中国寻找的良师也是不读《书目答问》的一辈或一派，则其所受训练自然也反映出中国学界的时代气息，他们同样也不会去看《书目答问》一类的书，这大概也是其能长期接受胡适观念的一个原因吧。 再将视线转回中国，旧学术传统的中断同时意味着新学术传统的产生，第一代不看《书目答问》的学者引入大量以前学者不看或不曾看的“新”论著，他们扬弃的固然不少，引进和发掘的也相当多。王汎森先生观察到：“民国史学上许多创新性的解释，大多是在过去传统文化笼罩下的人所不能察觉，或甚至是所不敢说的”。过去旧礼教纲常之观念往往限制了历史解释之可能性，而新社会环境与新思潮带来的“思想解放”使新史家得以“碰触许多前人忽略的面相，并揭露一些先前不敢或不能揭露的部分”（注：参见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这一代学者给中国学统带来的新眼光、新取向、和新方法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视野和研究方式，至今仍影响甚至可以说制约着我们的学术研究。 新引入的西学对中国学术的冲击和促进并存，后者尤其有目共睹，不容忽视。同样重要的是，恰在这些学者经常引为自豪的“新眼光”之下，过去许多正统学者不怎么看或视而不见的大量“异端”读物越来越多地走上学者的书架并占据显要的位置。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日或许仍存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乾嘉时代开其端的学术多元化倾向能够由潜流而变为主流，正拜民初思想解放带来的“新眼光”之赐，《山海经》的沉浮也就映照出了近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01期，第181～1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