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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崔述的学术命运并不像胡适等人当年所说的那样悲惨，他所著的《考信录》早就出现在当年学者几乎人手一本的《书目答问》的经部之上（注：路新生已注意及此，他据此认为“《考信录》不仅在当时曾经流传，且具有较大影响”。路新生：《崔述与顾颉刚》，《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75页。），他本人的姓名也包括在该书所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的“汉宋兼采经学家”之中，后者尤其表明学界对崔述成就的充分认可。大概新文化人受严复将故书束诸高阁这一主张的影响太甚，根本不看张之洞这样落伍人士的书，所以才以为崔述一直不为人所知，需要他们来“重新发现”。胡适甚至以为是日本人于1903—1904年间标点刊印《崔东壁遗书》，“中国人方才渐渐知道有崔述这个人”（注：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收《崔东壁遗书》，第952、953页。日本人使崔述之学得以传承的说法大约由刘师培开其端，不过刘只说崔书“不显”，远不如胡适说得那么绝对。关于崔述及其学术在中国学统中的命运我另有小文专考，此不赘。）。 那正是胡适“暴得大名”之后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之时，他关于崔述“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崔著“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在中国“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这个说法影响了许多当时和后来不看《书目答问》之人（注：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收《崔东壁遗书》，第952、953页。日本人使崔述之学得以传承的说法大约由刘师培开其端，不过刘只说崔书“不显”，远不如胡适说得那么绝对。关于崔述及其学术在中国学统中的命运我另有小文专考，此不赘。）；且其影响很快又扩展到国外，最早认识到《古史辨》之革命性学术意义的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注意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其实早就购存了刻于道光二年（1822）的《崔东壁遗书》，但他仍然接受了胡适的看法，认为崔述的著作被中国学人忽视达百年之久，“即使像梁启超那样目光锐利而深刻的学者也未曾注意及此”（在那时许多中国学人眼中梁启超恐不以此见长），直到1921年才被胡适“重新发现”（注：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收入《古史辨》（二），第442页。）。 恒慕义这位年轻的异国汉学家（指撰文时）不知有《书目答问》当然不足为怪，尤其美国汉学在当时西方汉学界尚不足道；但胡适无意中创作的这一迷思（myth）并不仅仅“迷惑”了一位美国汉学家，约半个世纪后，施奈德（Laurence A. Schneider）撰写了一本颇具分量的《顾颉刚学传》，仍认为崔述是所有顾颉刚重新表彰的学者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none had been more obscure than Ts＇ui Shu）（注：Laurence A. 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93．）。法国汉学家桀溺（Tean-Pierre Dieny）几年前还说，崔述的《考信录》在“19世纪的多次重梓几乎无人注意，直到20世纪，那珂通世、胡适、顾颉刚在崔述身上发现‘科学的史学’的先驱，他才声名大著”（注：桀溺：《崔述的立志岁月》，《法国汉学》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不知这里是否有误译，因为一部“几乎无人注意”的书何以会“多次重梓”，稍令人费解。如果没有误译，这当然又是一个受胡适影响的汉学家。）。今日海峡两岸不少学者也还在不同程度地重复胡适创作出的崔述被国人长期“埋没”的旧话。胡适当年以为，崔述“竟被时代埋没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注：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收《崔东壁遗书》，第952、953页。日本人使崔述之学得以传承的说法大约由刘师培开其端，不过刘只说崔书“不显”，远不如胡适说得那么绝对。关于崔述及其学术在中国学统中的命运我另有小文专考，此不赘。）。而他创作出的迷思竟然又“迷惑”了中西学界近80年，我们现在读胡适此语，究竟也不能不有些自感惭愧。 恒慕义将崔述的被“埋没”视做近代中国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之精神错乱的最佳例证”（注：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收入《古史辨》（二），第442页。），自属别有体会。他自己所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书的事实和胡适关于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发现”崔述的言说确实都提示着“忽视中国”的竟然是中国人自己，而外国人反不那么忽视中国，应能支持他的看法。在民初的中国，一些外国人提倡保存中国传统“美好”的一面而中国人在尊西趋新的同时拼命反传统的确是当时的常见现象（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恒慕义之所见虽然是建立在迷思的基础之上，因而并非历史“真相”，倒也居然与当时中国真相的外部轮廓大致相符。 中国人自己“忽视中国”的现象，特别是胡适创作的迷思竟然能长期影响中国学界这一事实再次体现了近代中国学术传统的中断和国人历史记忆的无意识改变，这一过程大致就完成于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二十年间。《书目答问》从多数学者书架上消失（或被置于顶端、角落）最早不过是在辛亥革命前夕，而胡适因“暴得大名”而获得广泛的学术影响最晚不过辛亥革命后十年；一部目录书的束诸高阁和一位学术领袖未经深入研究的言论可以对几代学人的历史记忆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足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注：这当然主要是受胡适等人影响的趋新主流学界的情形，姜亮夫在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第一堂课时老师林山腴（思进）就吩咐每人买一部《书目答问》，林先生以为这是为学生治学“指路”（参见姜亮夫《忆成都高师》，《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学统未断很可能是从廖平到蒙文通、吕子方这些四川学者更加看重《山海经》而不以为不妥的一个潜在原因。同时，《书目答问》以前是作为“门径书”而非工具书的，前者要认真读，后者仅是“备查”而已。许多民国新派学者其实也还不时提到《书目答问》，但此书对他们而言已是备查之工具书，只是有的放矢地核查特定内容而非通读，他们对书中的崔述能够视而不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若将视线移向国外，则今日持后殖民主义观念的学者也许会从此事例看出恒慕义虽然在意识层面反对“忽视中国”并努力为中国新史学鼓吹，其潜意识里或不免仍存西方人见识高中国人一等的观念，所以很容易接受外国人又在帮助中国人矫正“忽视中国”这一“精神错乱”的迷思性言说。这样看或也不无所见，但也应注意中国学者胡适创作的迷思同样影响了几代外国学者，说明他们在意识和下意识层面其实也相当尊重中国人所立之言、视之为不易之论（若不够尊信便会去查书核对）；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学术见解对他们实际上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