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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娘家婚姻支付的变迁：从弱投入到强资助 Q镇居民也很少使用嫁妆的词汇，他们多运用“陪送”来表达娘家的婚姻支付。“陪送”的含义不同于阎云翔在下岬村研究中的概念，他将其等同于“直接嫁妆”，是相对于从前的“间接嫁妆”而言的。本项研究将直接采用Q镇居民关于娘家婚姻支付的称谓进行描述与分析。 Q镇居民赋予“陪送”很大的弹性空间，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家庭可以作不同的选择。无论是“陪送”什么，还是“陪送”多少，都不会超出民众的理解范围。近年来，娘家充分利用了“陪送”的可塑性，使得它与婆家的婚姻支付日趋接近。 （一）“陪送”的弹性与不确定性 与婆家相比，Q镇居民对娘家的婚姻支付没有固定而具体的期望。遵循的原则具有相当大的伸缩度，娘家可以根据意愿与具体情况，“有多陪送多陪送，没有多陪送少陪送”。就传统而言，新婚家庭的经济与物质准备基本上来源于婆家，而娘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双方家庭在婚姻支付上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差异，源于对结婚的不同理解。对于娘家而言，结婚就等于“把姑娘给别人家了”，是“帮别人过日子”。即便是“陪送的再多，也带到别人家去了”。女儿帮助婆家延续家庭，生育的子女也是婆家的，陪送的财产也是婆家的。一句话，“姑娘大了外向”。对于婆家而言，结婚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娶媳妇”本身就意味着媳妇的加入，家庭成员增多，劳动力增加，人口繁衍，家庭延续。即便是婚姻支付再多也都是儿子的财产，最后都是流向自己人而非外人。里外的分类方法始终把女方放在“外人”一边，女性没有财产继承的权力。将这种分类方法应用到结婚仪式中去，就出现了视具体情况而定的“陪送”。陪送一词的名称本身，就隐含了当地民间对嫁妆的解释，把女儿嫁出去是“送姑娘”，陪送就是与女儿一同送去的财物。既然是送给婆家的东西，多少也就随意了。这种地方逻辑一直支配着传统娘家的婚姻支付。 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彩礼可以作为嫁妆返回到新郎家庭中，古迪(Goody)就此提出“间接嫁妆”(indirect dowry)的概念。这一概念得到阎云翔的赞同，他认为间接嫁妆用于描述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交换十分贴切（阎云翔，2000：173）。但是，用间接嫁妆来解释20世纪40年代Q镇的婚姻支付实践有些困难。在那一时期女方除了在“包包”时可以带走少量的随身衣物外，基本上不带走任何家庭中的财物，情况稍好一些的家庭会陪送一套被褥。此时婆家没有负担新娘被褥的责任，如果娘家没有做被褥，女方只能接受婆家的准备[16]。一般情况下，“养钱”用来给娘家“解决实际问题”，例如买一石粮食或者养老等，而不是为女儿置办嫁妆。确实如国外学者所说，可以把“养钱”视为姻亲家庭之间的礼物流动，但是这种流动是单向的，即便是有一些双向行为，其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用间接嫁妆来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陪送更加困难。困难之一在于，20世纪50年代“养钱”的形式在Q镇逐渐消失，双方家庭之间的现金交换基本上停滞。娘家陪送的来源不是婆家的彩礼，而是家庭内部的直接支出。困难之二在于，陪送的流动方向是夫妇单元而不是婆家。在一个1950年结婚的案例中，娘家陪送的物品为：一套被褥、一套棉衣服、几件衣裳、镜子、洗脸盆、雪花膏、木梳、胰子（ZXY）；1953年的一个婚礼中，娘家陪送了10万元[17]，并直接交给了女婿（MGL）。与婆家相比，娘家的陪送有略微上升趋势，例如妆奁与现金的增加。此外，这一时期结婚的案例很少有向婆家索要“养钱”的情况，因此这里的陪送并不是间接嫁妆，它说明Q镇的“陪送”与间接嫁妆的解释相去甚远。 20世纪60年代的陪送延续了50年代的基本框架，并且新增了家具、炊具与餐具，而且被褥似乎转化成为娘家必备的种类。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期间，陪送没有受到影响，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起到了重要作用。男女平等思想的渗透不仅取消了“养钱”，而且引起了娘家权力结构的变化。同时，它也说明了女方对家庭经济依赖的增强。由此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女方在婚姻中得到娘家的经济支撑，并且在婆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受到压抑的男方婚姻支付重新抬头，现金和实物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陪送的增长则显得相对缓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