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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从农村居民的立场来看，中山装曾经几乎成为国家各级干部的象征，故又有“干部服”之称。在四川农村，说“四个包包”（中山装的四个兜）便是指国家干部。 [29]不过，因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崩溃，一个时期曾需要通过“布票”实行配给；极端贫困的一些农村居民甚至曾使用过“日本尿素”的袋子作为衣料。 [30]据说，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为毛泽东制作服装时，对中山装进行了一些改制，将领型、袖型、兜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一定的修订和调整，使之更显大气和高贵。 [31]朱其“穿和脱：中山装是如何成为艺术的”，原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论系教授巫鸿编《十字路口的中国艺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Chinese Art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Between East and West）》，2002年版。 [32]参阅《史记•赵世家》。 [33]周虹著《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34]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满族的袍服实际上很早就受到过中原汉人服饰文化的影响。至于旗袍和中国古代袍服传统的关系，应留待专家另作讨论。应该指出，在汉族妇女服饰中其实也始终有袍服存在。 [35]民间一向有“男降女不降”之类的说法。 [36]孙世圃编著《中国服饰史教程》第175-189页，中国纺织出版社，1999年7月。 [37]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礼俗志》第185-18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6月。 [38]据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等地，妇女们热衷于为旗袍滚缎带、镶蕾丝、缀珠片的做法曾风行一时。 [39]山内智惠美著《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第90-9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40]黄能馥、陈娟娟编著《中国服装史》第386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5月。 [41]郑土有主编《上海民俗》第201-20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42]郑土有主编《上海民俗》第204-20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4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壁垒”，亦即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导向。但其一年一度的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却形成了一个传统，亦即与会领导人穿着的休闲服装，均是由东道国所提供的富有本国或本地民族特色的服装，这又体现出了“民族化”之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意义。1993年第一次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当时的领导人均着便服。1994年第二次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市召开，东道主为客人们提供了“巴迪克衫”，这是一种蜡染的丝绸印花衬衫。1995年第三次在日本大阪，主办国提供了休闲西服。1996年第四次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召开，领导人们穿上了“巴隆服”。1997年在加拿大温哥华，领导人的服装为皮茄克。1998年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领导人们穿上了所谓的“巴迪衫”。1999年在新西兰的奥克兰，为茄克套装。2000年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是马来族风格的蓝衬衫。2001年10月在上海，便是本文将要讨论的所谓“新唐装”。 [44]如清华大学袁杰英教授认为，中国人称自己的民族服装为“唐装”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是海外诸国称呼中式服装的名词。参见杨菊芳“满眼‘唐装’非唐装：由此引出的纷纭话题”，《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10日。 [45]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20-2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46]“滚边”：一种用窄布条把衣服某些部位的边沿包光以增加美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又叫做滚条工艺。“镶边”：将布条、花边、绣片等呈条状缝拼在衣襟或袖、领等处边缘，形成与大身衣片的衣料和颜色有明显差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 [47]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1页、第63页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48]参阅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14-17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 [49]夏目晶子“‘唐装’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编《国际交流学会学会奖•努力奖获奖毕业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0]夏目晶子“‘唐装’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编《国际交流学会学会奖•努力奖获奖毕业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1]夏目晶子“‘唐装’的流行及其背景”（日文），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会编《国际交流学会学会奖•努力奖获奖毕业研究集成》，《文明21》特刊，2003年3月。 [52]山内智惠美著《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第29-30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53]上海市周慕尧副市长为《新唐装》一书所写的序言。 [54]周星“‘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激荡中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爱知大学，2004年3月。 [55]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乃西族文化为例》第25-27页，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4月。 [56]不久前出现的有关汉族民族服装的一些动向很值得关注。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北京《京华时报》2004年10月16日报道，10名身穿“汉服”（汉族传统服装）和22名普通衣着的青年，前一天齐聚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的袁崇焕祠墓，为他举行了祭祀怀念的仪式。这32名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是“汉网”（www.haanen.com）的网友。 [57]蒋子龙“唐装和‘国服’”，《东方企业家》2002年8月8日。 [58]事实上，中国很多地方对葬礼中的死者，往往也会让其穿着鲜艳的中式服装。大街上的丧服店里，往往就有很多类似的服饰制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