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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新式旗袍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明显地具有促成妇女解放和体现女性自主、自强之精神的倾向性。古代中国的服制是以皇权、男尊女卑和男性官僚等级为基本思想背景的，而女性的身体则是要被服装最大限度地遮蔽起来，然后主要只是通过色彩、纹样等来体现出性别而已。但是，通过现代旗袍对于妇女人体审美的表达和凸现，则把历来饱受封建时代压制的女性置于了服饰艺术的中心地位，同时，它也非常明确地是对于禁欲主义的一种反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民国时期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大举传进中国的缘故。与中国传统的服制或服装思想相对应的新的服装理念，倾向于认为衣服不只是用来遮蔽身体的，它还应该被用来表现人体，这就促使在中国也有了人体“曲线美”的观念以及可以通过服装来表现人体的社会氛围[41]。旗袍的改良基本上就是依据表现人体这样一些理念而展开的，通过收腰（紧身）、低领、窄袖且长不过肘、袍长缩短、开衩、下摆呈弧线形等等诸多吸收了西式剪裁技术的改良，新式旗袍使得女性的颈、胸、腰、臀、腿等诸多部位，包括肌肤和人体曲线或得到解放，或得以展示。经由旗袍所表现和展示的女性身体，彰显出进取、健康、美丽和富于魅力的正面积极价值。因此，从本质上说，现代旗袍是和封建时代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旗袍堪称是民国时代新女性的代表性服装。至今海内外评价旗袍的优点时，依然总是会指出旗袍的造型与中国妇女的体态相适合，它优美、大方，适宜于表现东方女性的体态与风韵。 第五，现代旗袍从它一开始出现，就表现出了其作为“流行文化”的一系列特点。换言之，旗袍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属于“时装”的一类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和市民社会至少在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初具规模，它为旗袍的孕育、发展和流变提供了颇为适宜的社会土壤。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新式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装饰等，均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流行之中。在短短的20年间，旗袍先后经历了从高领、低领，再到无领；从长袖、短袖，再到无袖；袍长或长及拖地，或短至膝上；开衩从无到有并忽高忽低等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42]。在这个过程中，旗袍本身发展出了据说有数十种之多的款式，在维持其“时装”属性的同时，还出现了明显的社交“礼服化”趋向。 在现代旗袍变化多样的流行过程中，很多社会名媛、电影明星和社交场上的“交际花”和“摩登女郎”们均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胡蝶、张爱玲、宋氏姐妹）。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走向社会的一些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对后来不少人形成有关旗袍的某些“成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旗袍的命运和中山装截然相反，在中山装日渐普及的同时，旗袍则遭致了明显的冷遇。先是其华贵的风格没有了，复杂的滚边与精致的盘纽等被简化成拉链，而锦缎或丝绸面料则变成了国产的机制布或土布，再到后来，穿着旗袍几乎就成了禁忌。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旗袍很不幸地被定义成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们的文化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表征，特别是50-6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艺作品”对旗袍的描述，曾经在全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旗袍的反禁欲主义属性，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具有禁欲倾向（例如，对朴素生活方式的宣扬、“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服饰观、反对人性论和对人体的任何表现等）的意识形态变化。于是，原本和中山装同样具有服装“革命”之意义的现代旗袍，却不幸地被和“长袍”、“马褂”相并列，在异口同声的媒体批判声中变成了一个没落时代的象征，成为“破四旧”文化革命运动的对象。 但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却再次导致了旗袍和中山装命运的颠倒。中山装的急剧衰退和旗袍的再现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流行，事实上反映了那个连服装也被意识形态化的时代的彻底终结。在目前的中国，旗袍虽然不再具有以前那样的风光，但它确实成为众多中国女性青睐的礼服品类之一，尤其在婚礼和其他诸多礼仪场合，旗袍的选择往往会被优先考虑。与此同时，旗袍还被较多地采用为宾馆、饭店、酒吧、迪厅以及很多店铺礼宾或导购小姐的礼服。尽管旗袍眼下往往被一些服务行业选用为“工作服”，甚或被用于制造“性感”与“风情”，但有关旗袍的负面印象在中国社会里已不再有多少市场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旗袍依然没能成为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的时装社会里，女性有关服装的选择余地极大地得到了扩展，而旗袍只是其中的选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当前，旗袍款式的细节仍一直处于变动和不断的创新之中，例如，先后出现的装袖、有肩缝旗袍，暗褶式开衩旗袍、短连袖旗袍等等，均充盈和洋溢着当代开放时代的时装新气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