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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趋势与中式服装的未来 上文我们简要地分别叙述了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的创制、改良以及设计、推广乃至于流行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基本过程。笔者倾向于认为，虽然前后相隔七、八十年之久，但这三个案例实际上都是中国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致力于寻找和建构“民族服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活动。 中山装的创制是以革命领袖的直接倡导和政党、政府的强力推动为特点，具有明显的“革命”象征性，事实上它也是新兴的国民国家致力于国民文化建设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山装所指向的乃是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新形象。和中山装的“国家”或“官方”属性相比较，现代旗袍则主要是“民间”属性的，其形成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其说它获得了国家或政府的强力支持，倒不如说它获得了市场、新兴的市民社会和海派文化的有力支撑。现代旗袍之在上海兴起，固然与西方人文思潮的浸润有关，但也与市场经济和国民文化在上海的初步发展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它同样也是中国人追寻全新的民族形象而几乎是自发性的一种文化实践。现代旗袍并没有具体的发明者，它基本上是由上海当时的服装界、商界、都市摩登女郎及一般女性所共同创造的。但现代旗袍的出现与流行，多少还是与中山装的推广和当时西装的流行有关联，因为它适时地为现代中国女性提供了堪与中山装、西装等男装相匹配的女装。它之所以在当时的诸多流行女装（如连衣裙、西式裙等）中能够脱颖而出，则是因为它具有中国式的起源，进而也被认为具有中国式的风格。 中山装和旗袍都是在现代国民国家的体制初步得以确立，但民族危亡和中华文化依然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它们有意无意的“国服”指向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于新唐装创制的时代背景，则和20世纪早年的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国家经济的成长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富足，使国人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如果说中山装和旗袍多少具有脱离中式服装传统的倾向，那么，新唐装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回归中式服装传统的倾向。 但中山装、现代旗袍和新唐装，作为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几次重大的社会文化实践，它们彼此之间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很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第一，它们都是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下，以西式服装为基本参照系而进行的服装创制或改良。虽然在中山装和旗袍兴起的年代，“全球化”一词并不常见，但中国经济与文化却同样是日甚一日地被卷入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世界体系之中，与此相关，中国人的服装生活与文化自然也未能例外。中山装和旗袍的创制与改良，虽然都有以“民族服装”抵制或排斥西服洋装的意味，但它们又都无一例外地以西式服装为参考，以西式服装的思想为指导。中山装的创制之受到西式服装的重大影响已如前所述，其实旗袍的诞生也一样。当年西方服饰文化初进中国，贴身合体的西式连衣裙曾吸引了无数的中国女性，进而促成了中国女性服装传统的变化，如宽衣裤逐渐收小，阔条滚边缩减简化，袖子变短，领子高耸，腰身收拢以衬高胸部等等，所有这些细节变化的总趋势，最终便自然地导致了从宽大直筒式旗装发展出流行至今的现代旗袍。旗袍显然是依据西方标准的服装观演变而成的。同样，新唐装的创制也是通过装袖等西式剪裁技艺而确立其基本款式和造型的。换言之，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基本上都采用了西式服装文化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其中明确地蕴含着对于中国服装之“现代化”的追求。新唐装率先亮相的场合，极具象征性地反映了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以“民族”特色来予以对应的意向。 第二，它们都以中国悠久的服装文化传统为资源，以中国民众现实的服装生活方式为基础，尽可能多地汲取了中国服装的传统元素，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建构或演绎了全新的中国风格。即便是较多具有西式服装属性的中山装，也由于对称均衡的中国美感、象征寓意的中国手法等而具备了中国气派。可以说伴随着艰难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山装的式样和款式已被中国人彻底地接纳为现代中式服装的一种了。旗袍的旗装由来、它对于偏襟、传统扣袢、镶边滚边技艺的发挥以及旗袍对东方女性人体的表现和演绎，都说明了现代旗袍之与中式服装传统之间存在着的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新唐装在丝绸面料的质地、鲜艳的中国色调以及传统图案纹样的大量采用等方面，表现出对于中式服装之历史遗产和民族要素的高度重视。以传统的团花纹样为基础，以国花牡丹围绕APEC几个变体英文字母来表示对APEC大家庭相聚中国的祝愿，我们从此类表现手法中可以清晰地窥见新唐装创制的基本原则，亦即中西合璧，既要回归和展示中式服装的传统，又要有时代感和现代感。例如，新唐装的造型采用马褂传统以贴和国人体形，但又通过装袖等演绎现代感受，确实可以说是把中国的传统服装文化和当前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和西式裁剪方式作了较为成功的结合。 第三，它们都有较为明确的对于“民族服装”之建构的追求。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山装和现代旗袍都不是汉族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它们不过是被中国人“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而已[52]，但在笔者看来，只要它们多少基于中式服装的一些传统，一经创制或改良之后又被大多数国民认同为“国服”或“民族服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及周边其他民族的认知，那么，说其已是中国人的“民族服装”也未尝不可。即便它们眼下未必就是中国民众的日常服装，也并不妨碍其可被称为“民族服装”。正如“和服”虽然早已不是日本国民的日常装束了，但它依然无疑是日本人的民族服装一样，即便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主要只是在一些典礼或“非常”的场合被人们穿用，它们依然可以发挥民族服装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