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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贵州省境内约有苗族服饰100多种，身着不同款式苗装的人们往往可能属于不同的方言社区或支系。贵州苗族妇女服装的传统款式有两个大类，一是大领或大襟衣配百褶裙，二是大襟衣配长裤。再具体细分，据说又有若干类型（黔东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黔东北型等）和为数众多的“式”（在每个类型下都包括若干式，例如，黔东型里有台江式、雷公山式、丹寨式等）。为节省篇幅，我们不用去描述每种苗族服装的形态学特点及其彼此的区别了，这里只需指出的是，苗族服装是在贵州整体的族际环境之中，亦即是在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相互对比中才凸现其民族服装之属性的。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和条件，就可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换言之，民族服装乃是在族际环境下由民俗服装延伸而来。至于支系层面的各式服装，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际条件下作为民族服装的资格。 并非所有的民俗服装均能在族际背景下成为民族服装，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场景通常总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全部来作为民族服装的典型，显然，民族服装是在族际环境下被定义的，这就如同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族服装也是既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环境的筛选。例如，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比日常着装更容易被选择作为民族服装或其改良的原型。 少数民族服装在中国多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性。由于琳琅满目的服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观赏性，少数民族的服装也就很自然地经常被演绎出许多特定的意义。例如，在很多国家仪式的场合，少数民族的代表身着民族服装已成为一种惯例（人大和政协会议等）。几十年来，少数民族社会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各自的民族服装，以及通过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展示着各自的“民族形象”，此乃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例如，少数民族服装的“舞台化”倾向，大体上就可以在如此的文脉中获得一定的理解。但有些时候，舞台化的“民族服装”，既可能制造出、也可能迎合于周围其他民族有关某一民族的认知或印象。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是寻常可见的，例如，几乎在所有少数民族社会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汉族服装及都市时装逐渐趋同的发展走向。 无论民俗服装，还是民族服装，在其作为所属社会之生活文化的意义上，它们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都在具备保护人类身体之衣服自然属性的同时，还具有通过服装表现某些象征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社会属性[16]。例如，它们都和其社会的人生礼俗、伦常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也都经常地被用于作为各种社会与文化场合的象征物[17]。一般来说，服装的物理实用功能和审美、表现与象征性的功能是同时并存的。越是在无法保证温饱的社会或时代里，服装的物理实用功能（挡风遮雨、避寒、护体、遮羞等）也就显得越为突出；而越是在经济富足和社会生活自由化的社会或时代里，服装的表现、审美和象征性功能（例如，夸示、职业和身份等级的标志、族群认同、个性张扬等）也就越发会得到膨胀，以至于在现当代的时装社会里，服装的自然属性甚至有可能被其社会属性所彻底屏蔽。换言之，服装的进化历程，多少具有物理实用之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其象征、审美和表现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增强的倾向。民俗服装一般较少发挥族际标识的作用，其物理功能和自然属性在社区或其地域之内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同时，在社区或地域社会的民俗生活中，它也一样可以发挥审美、象征和表现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功能。例如，日常服装、劳作服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分与组合，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不同人生状态（婚否等）的标示等等。比起民俗服装来，民族服装由于需要在族际社会里展示民族的形象，故其物理或自然属性便不再那么重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其象征性往往会有突出的扩张。 和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各自的民族服装颇为相似，在国际社会的场景下，也就自然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在与西方或东洋的服装文化相对比时，明确中国或中式服装的一系列文化特点或其历史传统的特点，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的场景和机会并不特别多，但民族服装依然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问题。 中国自称“衣冠王国”。甚至早从先秦时起，汉人的服装形制就已初步形成了两个谱系，一是上衣下裳（或裤），大襟、右衽；二是“深衣”，亦即所谓袍服。由于袍服不大方便于劳作，故较多为上层阶级采用，下层民众则多采用上袄下裤。但无论哪种形制，中国古代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多为连袖（无肩缝），不大倾向于强调人的身体与性别特征，而是以宽松、平直、随和以及遮掩人体为基本特征的。大约到了清代，中国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和各种传统技法便基本上趋于成熟，并成为后世人们进行服装改良和服装创新的主要文化资源和基础。 在讨论中国服装史问题时，应该指出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建立有严密的所谓“服制”，亦即服饰制度。中国古代的服装制度，乃是其政治秩序、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通过服制规范官员与人民的行为，任何人不得僭越。历代帝王为政，均非常看重“服色”，每逢王朝更迭，总会有“改朔易服”之类的举措，因为服制与服色不仅可被用来象征天命（如龙袍），还可以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身份、地位等[18]（如“补子”）。《易经•系辞》里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乾坤”，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服装在中国不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它往往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符号，其中蕴含着很多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背景。正因为如此，在民俗学看来，服装往往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载体[19]。不过，服装的象征性意义也与其时代的诠释有极大关系。例如，很多年以后，海内外对中山服的印象是“保守”，而“西装”似乎就意味着“开放”，殊不知中山装当年曾是颇为激进的一种“革命”服装。显然，要想真正地理解中山装，还必须首先从中国服装的近现代史背景去入手，方才可能。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衰败、被侵略、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时代中国人的装束——亦即男子以长袍短褂和发辨等为其典型形象，女性则多为“旗装”或以“偏襟大衫”、裹脚等为其典型形象——被认为“保守”、“落后”、死气沉沉和具有封建意识而逐渐被国人放弃。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着装服饰等，在剧烈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了改良、创新和基本上是以“西装化”为导向的发展趋势。然而，全面、彻底的西装化并没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值得注意的却是先后出现的很多次涉及“民族服装”的创制、“发明”乃至于重新建构的尝试。在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当中，以中山装和旗袍的创制与流行最为典型，而不久前刚刚出现的新唐装的隆重推出，则似乎说明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初叶，依然尚未完成其最终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