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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之所以表现出对“民族服装”的强烈渴求，乃是与中国国家的命运和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浪潮压力之下的危机感密切相关的。寻求一种统一的和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服装，几乎一直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事业。就此而论，它也是凝聚国家认同、增进国（公）民意识以及发展国民文化的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中山装和旗袍的兴起、衰落与重现，实际上也正是在作为现代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中国人在服装创新与生活方式改革方面所持续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实践。一定程度上，它们都获得了成功，从而成为民国时代留给后世最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新唐装创制之时，人们依然苦于在传统节庆或喜庆活动场合找不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礼服”，尤其在男装[53]。这意味着几乎到21世纪初，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情结依然未解。之所以男装问题更显得突出，乃是因为中山装已被意识形态过多地赋予了僵硬的印象。新唐装的创制结合国人的穿着习惯，又基于传统服装的很多要素而推出了新的富于时代感的造型，它在海内外已被视为是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族服装的男装问题。 若谈及“民族服装”则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之认同的象征物，它固然是在其国家或民族的生活文化史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但也往往同时是在国际或族际环境中彼此互动和相互定义的。例如，一些海外华人社区或社团的成长及其民族认同的需求，同样也会促成其不断地追寻民族服装的诸多文化实践活动。海外华人不再满足于身穿洋装却保持“中国心”的此种动向，很值得关注。据《南洋商报》等当地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客联会”在2004年8月28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一致通过将中山装作为各属会的“制服”，并要求将其推广为马来西亚华族男性的礼服，进而还把旗袍作为女性礼服，要求所属客家人在重要集会时穿用。显然，这种动向与马来西亚各民族均有传统服装，唯独华人没有的现实状况有关，也与他们在所在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华族）以及与他们对于祖国历史、命运及文化的认同有关。它反映了海外华人在所在国落地生根，成为“华族”，需要在所在国的民族关系中以确立民族服装的方式表达认同。海外华人有关民族服装的定义和展示，往往也会对中国国内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对于新唐装的关注，海外华人媒体就曾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关民族服装之创制和改良的文化实践活动，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社会里也很常见。中国突出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乃是此种情形不断发生的主要背景。在各种族际场景下，尤其在“华化”[54]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族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的民族服装。例如，在以旅游观光产业为背景的异文化互动中，丽江纳西族有关其民族服装的重新定义和不断致力于推广的实践，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55]。或许是来自少数民族文化动向的刺激和作为回应，汉族作为中国多民族社会的一员，至少也部分地出现了对于汉族服装的追求[56]。这意味着至少对于部分汉族民众而言，新唐装并非汉族的民族服装，这同时也可反证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都是以国民国家为背景而建构的“民族服装”，它们实际上都是中国不断成长着的“国民文化”的组成部分。 最后，21世纪初年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时装社会”，全社会有关服装穿着的禁忌虽然并未荡然无存，却也颇为自由，各阶层的人们基本上都能自由选择各自的装扮了。国门洞开、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发达以及时装文化的崛起，均为国民的服装选择不断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旗袍、中山装和新唐装究竟是民族服装？抑或只是一些新的流行服装品类？对此，学术界有所谓“礼服论”、“国服论”[57]和“时装论”等不同的见解。在笔者看来，它们在具有民族服装（礼服）之属性的同时，也未尝不可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同时也成为流行时装的一部分。近年来的情形正是如此。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确实常常在一些传统节庆（如春节等）、人生礼仪（如婚礼和葬礼[58]）、各种官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期间）和社会公共场合（公祭黄帝、孔子的典礼、个人演唱会、武术表演、相声晚会、联欢晚会、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诸多社交场合（礼仪小姐）被作为礼服或表演服装，或在某些服务行业作为“工作服”（宾馆、饭店、传统茶馆），甚或也有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它，但这都不妨碍它们同时也作为民族服装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们又确实具备了流行文化的一些要素，并确实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流行时装里一泓醒目的流脉。 要真正理解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之在当前中国时装社会里重现和新近被推出的意义，或许还应把更为广义的“中式服装”放在眼下全球化的文化大趋势中去加以理解。此处所谓“中式服装”，应该包括中山装、旗袍和新唐装在内而泛指所有的中国传统服装。若对现在依然时常可见的传统中式服装予以初步的分类，则其主要有三大品类：长袍类（男子长袍和旗袍）；褂衫袄类（男子马褂、短衫、夹袄、棉袄和女子小褂、短衫、夹袄、棉袄）；马甲类。总体而言，中式服装基本上是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社会缓慢的生活节奏中形成的一种服装文化形态，以舒展、宽松和飘逸为特点。就此而论，它和现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节奏已不很合拍，且多有不便之处。因此，它们在近一个世纪来的逐渐衰落并非偶然。但是，现代时装社会也需要有休闲和舒缓的氛围与节奏，这意味着中式服装的很多传统或其因素，即便是在现代的都市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里，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得以展示的空间；中式服装原有的舒展、宽松和飘逸等特点，在当代中国人的服装生活里依然会有某种程度的需求。 我们并不能够仅依据中山装、旗袍的复活以及新唐装的流行，就断言说中式服装有可能全面回归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因为人们日常的服装生活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论如何，中式服装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此关联的民族认同和自豪的情感、在国际时装潮流中展示中国服装文化或作为一种抵制的动向、“后现代”寻根及怀旧的社会氛围等等，都会不时地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式服装的历史记忆，并不断地激发人们对于中式服装的重新解读与进一步的改良实践。中式服装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的当今，其重要性也将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把中式服装传统与现代生活方式、进而与国际性的时装审美趋势相结合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相信今后依然可能会围绕着民族服装的指向而继续有所发展。 本文原载杨杨源、何星亮主编《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