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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文学的先验感性论 本文把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汉语的“民俗”和德语的“Volkskunde”以及英文的“folklore”一样，既指文学形式的民俗，也包括非文学形式的民俗，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个分支。但自从民俗学诞生以来，民间文学始终是各国民俗学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甚至是民俗学的先声，有些民俗学家甚至把民间文学当作惟一的研究对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基本上指同一个学科。本文也主要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而暂时不讨论它们之间的差别。我们更关注的问题是：民间文学为什么与民俗学有如此“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刻勾连？ 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自20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的发起者和早期研究者愈之、刘复、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董作宾、钟敬文等多数都是文学出身的学者，这种状况一直保持至今。目前，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虽然有文学取向与人类学或社会学取向的不同，但主要的学者仍然集中在科研机构的（民族）文学所或大学的文学院（系）。美国民俗学研究也一直有文学学派和人类学派之分，尽管文学学派主要关注书面形式的民间文学，而人类学派反而比较重视田野中的口头文学，但他们对民间文学的关注则是一致的。[8] 2006年6月，笔者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与赫尔曼·鲍辛格尔教授谈起中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分类问题时，他说，德国的民俗学者中也是文学出身者居多。 在我们看来，学科名称、学科建制以及学者身份的这些“重叠”并不仅仅是外在的偶然现象，而是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本质的直接显现。当现代民俗学的“鼻祖”赫尔德想用最自然的“天籁”纠正理性的偏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民歌。为什么是民歌呢？因为民歌直接是（人）民的声音。他在《民歌》中解释说： 确定无疑的是，我们的本质的很大一部分和最大的一部分是感性的生存：感官活动和最强烈的感性力量是（人）民与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最好的艺术并不剔除任何精神，最健全的自然并不剔除乳糜：它们只是呈现。[9] 民歌是（人）民“感性的存在”形式，是（人）民经验的直接呈现，“它[（人）民]的歌就如其所在[是]”[10]，这就意味着，“（人）民”如其所歌，而所歌也如其（人）民。换言之，（人）民所歌如其所存在，“（人）民”所歌即是他的存在。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民歌之所以最先引起赫尔德的关注和兴趣，恰恰是因为它来自生活世界，它是预先被给予的经验的直接呈现，因而是赫尔德所谓“自然诗”（Naturpoesie）的典范，从而与人为的、矫揉造作的“艺术诗”（Kunstpoesie）形成鲜明对照。民歌作为“自然诗”，其自然之处就在于它止于当止之处，它只呈现或表现生活世界的本源经验，即超越论主观性的直接构造，所谓的“预先”，指在认识的目的和兴趣之先。民歌不以认识为旨趣，也不像“艺术诗”（德文的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为“人为的诗歌”）那样浓抹重彩，颇显人工雕琢的痕迹。所以，赫尔德、格林兄弟都认为，民歌是（人）民的自动创造，是上帝借（人）民之口、之手发出的声音或留下的启示文字。赫尔德在收集民歌时极力将民歌的曲调保留下来，实际上也是在努力只呈现而不“破坏”来自生活世界直接启示的造化之音。 正如德国学者雷吉娜·本迪克斯所指出，赫尔德即使不是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的表现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的倡导者。[11]从此以后，以“民歌”为代表的所谓“表现性文化”遂成为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和关注的首要对象。这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件颇富象征意味的事件。从民歌扩展开去，童话、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形式在世界各国被全面收集，并且陆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研究。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民间文学的收集者、研究者和民俗学者，而且是各个国家的浪漫主义作家、诗人首先对民俗或民间文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和非常的热情。表面上看，是民间文学的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淳朴敦厚吸引了他们，但实际上，民间文学是学者和作家浪漫主义情素的寄托或体现，换言之，民俗学者和作家、诗人之所以把他们共同的浪漫主义理想寄托在自己对民间文学的想像中，是因为他们相信：民间文学离“生活”最近，或者民间文学直接来自“生活”——“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民间文学的“活的源头”并非“客观的”生活，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民间文学或民俗永远是人的主观生活的直接创造和直接体现。生活世界是人的主观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构造过程，因而成为民间文学源源不断的永恒源头。民俗学或民间文学所思的“乡”实际上应该是“生活世界”，民间文学研究者的浪漫主义情结真正维系的应该是“生活世界”，而非矗立在怀旧式想像（过去）中的莫须有之乡。 至此，我们似乎对以民间文学为代表的所谓“表现性文化”有了另一种理解。它们之所以是“表现的”，是因为它们发乎表现而止于表现，它们只表现生活世界，舍此无他。因而，这是人的一个纯粹的主观领域，它是主观—相对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完全可能并且可以有不同的民间文学或民俗的表现形式，因而“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曲”。以民间文学为典型代表的表现性文化只表现人的主观构造，直接呈现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不同个人的经验中本源的被给予之物，因而，它与客观认识无关，与科学认识无缘，它永远只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因而永远是主观—相对的。 当我们把眼光转向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传统时，同样会有一些新的领悟。至少从周代的采诗传统开始，民间歌谣同样一直被认为是民众心声的自然流露，所以，历代统治者也多有“陈诗以观民风”[12]的传统。尽管这种采集歌谣的动机和现代学者研究民间文学的初衷相去甚远，而且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研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特点，即坚持以直观（“观”）的方式来通达民歌，民风必须直接出自民歌，必须来自对当时当地民歌的直观。当中国现代学者在欧洲民俗学研究的影响下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和实际收集的也正是民间歌谣。1922年12月出版的《〈歌谣〉周刊发刊词》就明确提出“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13]显然，这里搜集歌谣的目的已经和数千年统治者的采风动机大为不同，但“学术的”和“文艺的”两个目的的并存仍然说明“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的动机在当年搜集歌谣的初衷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者自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古代采风传统对民歌的直观方法。这实际上就在歌谣研究的“学术”认识（间接）目的之外保留了“文艺的”（直接）目的，即直接直观和单纯呈现的目的。 从发刊词以及歌谣搜集的实际情况来看，“文艺的”目的是首要的并且已经得以实现，而“以备专门的研究”的学术目的则是次要的，在搜集活动中并没有实现，至少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的发起者看来，研究的“文艺”目的要高于“学术”目的，换言之，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要带来学术知识和科学认识，不是要把人和事物当作存在者，将其放在逻辑—实证的关系中去认识其性质或属性，而是以“文艺的”直观形式直接通达意义世界或生活世界。之所以必须以“文艺的”直观形式，是因为意义世界或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存在者的世界，即不是一个性质和属性的世界，而是一个存在的世界，一个无（外在）目的而又合（自身）目的的世界。难怪美国民俗学者芭芭拉·基尔申布拉特—金布利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在1983年曾把民俗学界定为“日常生活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14]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的研究是非“研究”的研究，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先验感性”的世界[15]，是一个纯粹经验的世界，是一个人人都能够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或民俗现象。这里的“人人”，不仅包括所谓的民众，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研究者本人。 我们在此再次强调，生活世界永远是人的主观生活，只要人活着，只要有人存在，谁也无法处在生活和世界以及生活世界之外。研究和描述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或民俗现象的学者当然也概莫能外。这自然让我们对1928年的《〈民俗〉发刊词》中的一句话有了新的领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16]只有经验和直观了学者自己的生活，才能更好地经验和直观所谓民众的生活，因为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是主观间构成的，描述和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互为直观和直接呈现。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对所谓他人或民众的生活的经验和直观实际上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经验和直观，因为只要我们回到内心（超越论主观性），“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生活世界只有一个，我们通达了它，就可以通达一切复数意义上的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