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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拙作《没有思想的中国》在共识网上发表后，在学界和社会均有较大的反响，本文是该文的上篇，已发表于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12月冬季卷。文章长达43000余字，历时一年写成，希望读者能有兴趣和耐心阅读，或许会有启示。 【摘要】本文是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直至193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再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和审视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谱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历史影响，建构起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的理论框架。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一直以欧洲史观来解释和评价中国历史，不仅在史学领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使中国的历史编纂学长期丧失了自我的历史意识和自主的历史叙事，而且推动和扩展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进而影响着中国的现代性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思想路径，是依据中国区别于欧洲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历史尺度，重新发现和编纂被欧洲历史长期遮蔽了的中国历史，建构起区别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史观。 【关键词】中国史观；普世史观；唯物史观；现代性；社会转型；民族-国家帝国 引论：在中国发现历史？ 把美国的中国史学家柯文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主题，以问题的形式重新展现出来，是旨在表明这样一种基本看法：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哲学和史学在中国社会变革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时，依然没有建构起一种自主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当柯文在二十多年前试图用一种“中国的中心观”来挑战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史学关于中国的若干历史解释模式时，他所面对的中国尚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还是一个想象领域中的事情。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黑洞里尚未进入豁然开朗的时刻，柯文对中国具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并着力于在西方中心史观的强大语境中开拓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路径，的确发人深省。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论断是基于他对西方中心史观的不满，在他看来，这种历史观在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一方面，研究西方冲击之后的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一直在种族中心主义的歪曲之下对西方的实际历史作用作了夸大的陈述，进而把中国的历史看作是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长期依赖于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不是夸大了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错误地解释这个角色，从而不同程度地为西方中心史观提供了论证。柯文认为，这些对历史的深度误解，均“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②] 西方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的预设以及在此预设下固有的问题意识，主导了西方的自我认识，其中包括对西方自哥伦布航海大发现以来所进行的世界范围的殖民扩张的认可与辩护。西方从中世纪的欧洲进入到世界传统文明的中心地带，如中国和印度，由此引发不同制度间和不同文明间的剧烈冲突；在西方实际主导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冲突的前提下，西方中心史观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的问题，在现实中被实际演化为按西方的历史进化模式来改造或同化世界的问题。以历史目的论的方式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描绘成一个共同的进化谱系的做法，最终把西方塑造成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塑造了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文明与他者的历史关系。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在柯文看来都不过是西方中心史观的不同版本而已，它们在解释中国历史时犯下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19、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③] 确如柯文所看到的那样，在西方中心史观的语境中，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西方和东方（中国）之间，设置了进步与落后、发展与停滞、现代与传统、中心与边缘的对峙关系，由此塑造了西方历史视野中文明与他者的不同价值主体。西方是以文明进步的主体出现的，它不仅代表着现实中变革世界的最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也代表着活着的变动的具有首创精神的历史。与此相对立的是，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则被描述成是一个长期陷于停顿的、没有“历史”的国家。费正清在解释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化时所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对美国和中国的历史编纂学都有深远的影响，他这一历史解释模式的前提性认识就是基于对中国缺少自主的历史发展动力的判断，为了说明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回应不力”，他不得不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样的说法——而这一说法被柯文认定是歪曲与丑化——来勾画19世纪的中国的制度性质和社会状况。 在西方的史学谱系中，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对中国制度惰性的看法，还只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史学对中国社会变迁就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没有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中，虽然客观地认定，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持续不断，是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但按照他的历史尺度，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在黑格尔的历史尺度中，只有发展和变化才是历史的本质规定，发展是精神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有机的自然事物的一种本性，自然事物在不受制于外界变迁的情况下扩张自己的生存，自己决定自己，最后达到完美的实现。依据这个历史尺度，黑格尔认定，中国作为一个东方专制国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人民则完全没有自由，这导致了中国丧失了发展的内在本性，使得中国长期陷于停顿，没有变化，也就没有历史。因此，在黑格尔的眼里，中国“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中国历史学家的位置是被列入最高级的公卿之中”这些现象丝毫不能被用来说明中国丰富的历史感，“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有表现出有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进步”[④]按照相同的历史尺度，黑格尔把印度也看作是没有历史的国家，认为印度一向是“静止的、固定的，”“经过了一种最十足的闭关发展”，它甚至连中国史书意义上的“历史”也无从发现。[⑤] 黑格尔关于东方没有历史的说法，是一个长期弥漫在欧洲思想界的有关历史进步和发展的观念的逻辑产物。从16世纪以来，西方在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后，普遍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思想观念，在彻底颠覆中世纪蒙昧的思想状态时确立起社会发展的理性和科学的尺度，人为自己立法也是为整个世界立法。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巨大转换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既被看作是一个从蒙昧时代进入理性时代的实际过程，又被像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看作是人类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而欧洲的历史则被看作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实际展开和确证。在黑格尔历史哲学所描绘的整个历史图景中，他理想中的日耳曼世界是历史终结的一个象征，这个世界承载着人类从东方开始的历史，历经古希腊罗马的辉煌和衰落，并通过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洗礼，最终走向一个现代世界。黑格尔编制的历史谱系，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的总结，的确前所未有地建立起一种历史按其内在规律有序发展的观念，使得以往一直被视为杂乱无章的历史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由简单向丰富展开的不同形态。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谱系中，欧洲由于其内在的自由理性的秉性而被赋予了“历史”的性质，它长期持续的变化和发展正是这种“历史”性质的生动体现。与此相反的是，在欧洲历史的观照下，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由于缺少和欧洲从古希腊以来相似的历史变迁，则被判定为长期陷于“停滞”，沦为没有“历史”的国家。 “东方不变论”或“东方停滞论”，不仅成为西方一种普遍的历史见解，也成为它们持续数个世纪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在西方的火炮轰开了东方世界长期封闭的大门时，它们不约而同地将其看作是对古老的静止的东方帝国的最后救赎。在这种普遍的观念和意识的支配下，近代以来欧洲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都程度不同地以西方的历史尺度和历史经验来观察和分析停滞的东方在西方的冲击下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政论文章，就充分地肯定了英国殖民者对这两个东方大国的入侵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中，可以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的这个判断，一方面是基于他的“世界历史”视野，这是从《共产党宣言》以来马克思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造成了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摆脱掉或者他在那个时期愿意接受黑格尔关于东方没有历史的说法，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明确认定：“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⑥]他的这个结论也是依据所谓的东方社会的停滞性、封闭性和缺少自主发展动力这些欧洲主流史学的固有习见，他得出了和黑格尔差不多相同的看法：“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