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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5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⑤]参阅同上书，第16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3页。 [⑧]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学》，《梁启超经典文存》，洪治钢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9—202页。 [⑨]梁启超：《史学之界说》，同上书，第205页，206页。 [⑩]〔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11]参阅〔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序言。 [1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页。 [13]参阅：〔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页。（本段引文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本，特此说明——作者注）。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第274页。 [16]〔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页。 [17]〔英〕霍布斯保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2页。 [18]〔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85页。 [19]参阅〔以色列〕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20]应当指出的是，艾森斯塔特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帝国的政治体系》的研究方法作了重要的修正，以“反思现代性”的方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多元现代性”的立场，其核心是：“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具有独特现代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建的过程”。（参阅氏著：《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91页。） [21]参阅拙作：《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一期。 [22]参阅〔美〕西里尔·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4页。 [23]〔以色列〕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58页。 [24]〔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页，第198页。 [25]〔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26]严复：《辟韩》，《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8页。 [27]严复：《拟上皇帝书的》，《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28]严复：《辟韩》，《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29]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经典文存》，洪治纲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0页。。 [30]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参阅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 [31]〔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32]参阅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5页。 [33]参阅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34]梁启超：《新史学》，洪治纲主编：《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 [35]〔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美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页。 [36]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洪治纲主编：《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37]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38]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梁启超经典文存》，洪治纲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39]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2-3页。 [40]柯文认为，西方对19、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冲击是极为重要的，但如何确认这一重要性，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方法论问题。在他看来，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对西方的冲击在中国引起的反应缺少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没有估量到中国的不同领域和方面在面临西方的压力时所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变化。他对列文森的下述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转变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参阅氏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8页。 [41]参阅：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上册，合肥：黄山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42]《梁漱溟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43]〔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95页，第259页。 [44]对于“封建”和“帝国”的制度差异，我在《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文史哲》2008年第四期）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45]〔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