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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话语方式在历史上所出现的三次转向，因应了帝国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不同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时体现着儒者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治学路径，历史地形成了儒学政统、道统和学统的统一，并由此塑造了孔子作为政治家（汉代）、哲学家（宋代）和史学家（清代）的不同思想形象。对于帝国的这一份历经两千多年历史演变而铸就的思想遗产，以何种方式使其完成现代转向，从而使其能够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主流话语，这无疑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儒学现代命运的应有之义。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三期发展”论，把儒学历经不同话语转向的历史化约为一个纯粹形而上学的进化史，把从孔子到汉代经学，经宋明理学，到自梁漱溟以来的新儒学，视为儒学发展的三个时期，而贯穿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命脉是所谓儒学一脉相承的“道统”，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本体，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内圣外王为目标。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使命在于，通过对宋明理学“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注入现代性思想资源而实现儒学的现代转换，在儒学的思想框架中开出民主和科学的“新王”。[62] 现代新儒学代表着试图在西方强大的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思想体系的可贵努力，企图在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资源中开拓出现代性的思想基因，但这些努力依然打上了西方的思想烙印，它们无法摆脱西方现代性思想谱系中所预设的问题意识及其解决方式，它们只能在西方规定的价值系统中追问或者确认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西方的价值世界构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时，摆脱这种压力的正确路径绝非是来自于对儒学道德教化世界的重新挖掘，对于儒学在它的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的、形而上学的和学术的路径，需要在一个新的历史视野下，观察或重塑它们的未来走向。 四、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普世性历史意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是20世纪中国思想领域最重要的事件，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结构和思想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来自于西方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在儒教中国如何生根并最终成为主导中国新的国家意识和历史意识的一种普遍性话语，这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史华兹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把先秦以来中国各种思想“特质”称之为是思想的“深层结构”， 体现出不同于欧洲史观的中国历史视野；但是，把中国的“近世化”置于宋代的历史条件下，或者把中国看作是18世纪“亚洲时代”的实际支配力量，均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现代性起源及其构成。因为进入19世纪之后，内藤湖南所看到的广泛存在于宋代的那些现代化基因，并没有顺利地发育成中国新制度的要素，而滨下武志所描述的朝贡贸易体系也不足以抵抗欧洲的条约体系以避免瓦解。在弗兰克有力地证明了欧洲是依靠白银贸易来取得对亚洲优势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其实能够发现，决定中国和欧洲自近代以来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总体性历史”的差异，即滨下武志所理解的“历史体系”的差异。中国和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个幷置的互为独立的文明系统和历史系统，它们是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动力机制下才彻底纠缠到一起，由此开始了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的全面冲突与较量。中国帝国制度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帝国历史的彻底终结，后帝国时代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仍然深刻地保留着国家主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和现代国家建设，只有在中国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中，才可能寻找到其何以如此的理由。 以中国史观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事和现代性叙事，将在世界历史时代开辟出一条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正确思想路径，它不是将中国重新拉回到世界的中心以取代欧洲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也不是通过建立和欧洲不同的历史观以制造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历史二元论，它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特质和历史经验来设想中国的现实变革，是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未来的想象。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关于“中国现代性思想谱系”研究计划的上篇，是对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直至1930年代思想史研究的再研究，主旨在于探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和思想变迁。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展开，将是我下篇文章的研究主题。 [②]〔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序言第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