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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47]〔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9页。 [48]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了一个为经学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看法，认为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参阅同上书，序言，第3页)。这个说法不能为汉代的政治实践所证实。刘歆主导的古文经学运动，主旨是为王莽新朝改制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王莽以《周礼》安排新朝制度，可一窥古文经学的政治动机。儒学的制度学派以荀子为开山，其后以董仲舒、刘歆、王莽、王安石、顾炎武、黄宗羲、康有为等为推行者和实践者。但从汉代经学以后，古文经学的研究的确流于考证训诂，这是儒学话语转向的结果，下文将会论及。 [49]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7页。 [50]同上书，第291页。 [51]参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52]参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53]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664页。 [54]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6页。 [55]参阅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朱熹”章。 [56]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 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58]参阅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9页。 [59]参阅同上书，第299、287页。 [60]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1页。 [61]参阅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62]参阅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新版序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63]《史华兹论中国》，许纪霖等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64]〔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5]梁启超：《新史学》，见洪治纲主编：《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第209页。 [66]〔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67]〔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同上书，第21页。 [68]〔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9]《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70]同上书，第217页。 [7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418-419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7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54-155页。 [74]《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2页。 [75]参阅同上书，第440页。 [76]陶希圣：《中国社会形态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号），第三辑，1932年，见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1982年，辽宁大学哲学系印制，第44页。 [77]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年，见同上书，第38页。 [78]参阅〔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79]参阅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0页。 [80]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页。 [81]陶希圣：《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读书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号），第三辑，1932年，参阅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五册），1982年，辽宁大学哲学系印制，第42-44页。 [82]〔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83]〔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页。 [86]同上书，第72页。 [87]参阅〔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0页。 [88]贡德·弗兰克《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被中国译者刘北成翻译为《白银资本》，似有欠缺，这个译名消解了弗兰克著作在历史观转折上的重要性。 [89]〔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5页。 [90]〔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10页。 [91]〔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92]参阅同上书，17-18页。 [93]〔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94]参阅〔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中国近世史》第一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95]日本学者竹内好对“近代的超克”有深刻的反省，他既指出了这一思想倾向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以求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提供辩护，从而堕落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客观地指出了“近代的超克”所内涵着的合理的问题意识，即“日本的近代化、日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等问题。参阅氏著：《近代的超克》，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96]参阅〔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