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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在历史领域真正开拓出了一条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路径。虽然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变迁的理论思考还留有黑格尔的思想印记，内涵着西方主导的历史发展观，但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确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那样，是在西方列强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没有西方的挑战和西方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中国和印度以何种方式完成其现代转型的确难以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充分地估计到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史学模式在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理论有效性，必须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西方中心史观的历史根据。西方主导的各种历史解释模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不完全是一种种族偏见；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它们毋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借助于各种军事的和商业的方式所制造的实际世界格局的一个确认，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意义。 正是因为西方中心史观具有西方社会的历史正当性和历史根据：它自16世纪以来实际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事实，它的学理表达以科学和理性的形式呈现出的知识的力量，它的专业化叙事方式和叙事策略，更重要的是，它赖以构成的制度所具有的对东方帝国的“比较优势”，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西方中心史观在世界思想领域中的“话语霸权”，它不仅主导西方社会的自我认识以及对东方的认识，也必然催化出如萨义德所精辟概括的“东方主义”现象——按西方社会的进化模式复制出来的或潜移默化的哲学和文化立场来建构东方社会的自我认识。 中国晚清帝国的崩溃，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叙事体系的崩溃。按梁启超的看法，太史公司马迁所奠基的中国史学传统虽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盖其原因，皆为四端“病源”：“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⑧]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弊端可谓洞若观火，他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创者，在旧史学的废墟上所建构的“新史学”的主要历史观点，基本上是以西方的进步史观为理论资源。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反是者，则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 吉登斯最终是为了证明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一个与传统国家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体系中崭露头角的，民族-国家的存在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能够突破最原始的阶段创造了先决条件，这包括国内法律架构的形成、财政保障及持续绥靖的社会环境。 把现代国家的兴起置于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形成的进程中来予以理解，用“民族-国家”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国家”以构造一个新的历史分析框架，这个理论态势在解释欧洲现代国家构成及其性质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它反映了欧洲实际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力量不断冲突与妥协的结果，最终揭示出欧洲历史的特质。但是，能否把“民族-国家”的分析模型进一步运用于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分析，则是值得疑问的。吉登斯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复说明将现代国家与此前的国家组织形态进行比较以便找出促使二者区分开来的那些突出特点的重要性，但他的学术立足点依然是建立欧洲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之上，他是在这个被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是历史的制高点上来俯瞰东方的社会构成与国家制度。按照他设置的国家进化的谱系，中国既不是欧洲中世纪意义上的传统国家，也不是类似于近代法国那样的绝对主义国家，更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是“东方专制主义”意义上的“帝国”。 在欧洲现代性的思想框架中，有关东方“帝国”的概念被大多数思想家们普遍置于和“民族-国家”概念相对立的关系之中，它们被分别用来描述东西方历史进程中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整合状态和国家形态。在欧洲所谓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的帝国形象曾有过完全不同的描述，诸如伏尔泰、亚当·斯密等人，对中华帝国的理性、富裕和高效的管理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孟德斯鸠却把中国看作是纯粹依靠“恐怖”才得以维持的“专制国家”，他引用传教士杜亚尔德的话说“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这些对中国具有巨大差异的认识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铁轮下被迅速碾平，一个大致相同的关于中国的“帝国叙事”在欧洲的史学框架中被建构起来，其中大量充满着中国是传统的、停滞的、封闭的、落后的关键词，一个缺少现代动力的无法自主完成其现代国家转型的帝国形象，以漫画的方式被一再地塑造出来，并对那些堪称严肃的理论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艾森斯塔特的《帝国的政治体系》一书，被人评价为是“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最成功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他对历史上的官僚帝国的政治体系作了系统的比较和分析；在他的帝国谱系中，所有那些能够称之为帝国的国家均是作为传统国家的形象出现的，对这些帝国的研究是被置于在“理解现代政治体系的特征与问题”的关系中，[19]也即是说，“帝国叙事”只有在现代国家叙事的参照下才可能展开并获得其意义。在这个“比较”逻辑的规定下，探讨中国所具有的那些欧洲国家根本不曾有过的制度特征，有时并不是为了客观地指出中国的历史特质，而毋宁是为了证明中国为何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进入现代国家序列的原因。在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被普遍地设置起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时，像艾森斯塔特这样杰出的学者也被西方现代性的那根绳子牵着鼻子走，他对中国帝国体制的分析并没有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的帝国体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历史前提和约束条件，为何只能在欧洲的历史序列中得到认识与评价？[20] 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和欧洲在历史起源、社会结构、自然环境、资源约束、人口构成、文化风俗诸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差异；在长时期的社会演变中，的确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整合方式和制度安排。我曾把中国和欧洲在近代以前的社会制度差异概括为：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民族和国家的统一；而欧洲的封建主义则是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是民族和国家的分裂。[21]这两种不同的权力配置体系既是中国和欧洲不同的社会进化的结果，也是它们重大的历史差异的制度原因。这意味着中国是在和欧洲完全不同的初始条件下进入现代历史进程，它们不同的历史前提规定了它们各自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也同时规定了它们思想变迁的具体路径。“民族-国家”与“帝国”的概念，作为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构成及其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的确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差异鲜明地反映出来，这是两种分别基于不同国家进化模式所形成的不同的叙事模式。问题在于，按照欧洲的历史观，当民族-国家被普遍地看作是“现代国家”惟一正当的形式时，它既成了东方帝国的未来景象，又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惟一制度条件。东方帝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按照欧洲的进化模式被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前者和后者的差距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差距，这个差距决定了对这两种不同文明体及其叙事文本的不同价值评价。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概括了现代国家体制和传统国家体制的根本区别：“现代政治体与传统政治体的差异以下述各点为特征，即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各种广泛目标的能力”。[22]确立这样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一般标准，亨廷顿最终是为了阐明，在民族-国家和帝国之间，除了现代和传统、西方和东方的对立之外，还包含着诸如民主和独裁、立宪和专制、进步和落后、自由和保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诸种对立。因此，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不同叙事，不仅仅是对不同的社会构成状态的客观化表述，它们同时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价值评价和意识形态内涵。在民族国家被惟一地看作是现代性的起点，也是构建现代性叙事的制度前提时，一个尚处在帝国发展阶段或帝国体制下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发出现代性的声音。“帝国叙事”是在西方历史观的逻辑下被规定的，这种叙事必定是被描述成一种反现代性的或不能自主进入现代社会的陈旧教规，中国的帝国历史及其话语是按照欧洲的历史尺度被剖析、诊断和治疗。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现代性叙事体现着“强大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霸权”。[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