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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祥“出入夷(敌)营”考辨(2)

http://www.newdu.com 2017-11-19 《社会科学动态》 韦明 参加讨论

    一、“出入夷营”说之来源
    根据王钟翰的考证,《清史列传》出版于1928年,其来源之一便是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12),而其中关于文祥的传记正是出自这批传稿,王钟翰以此稿校补了《清史列传·文祥传》中的一处脱文。《文文忠公事略》卷1即题为《国史馆本传》,也就是说,文祥的这个传稿被抽印成单行本了。该书首页有“光绪壬午六月开雕”字样,即为光绪八年(1882年)雕版印刷。(13)
    文祥卒于光绪二年(1876年),那么他的《国史馆本传》应该修于1876年至1882年之间。但他的传由哪位国史馆编修所撰,却没有明确记载。《文文忠公事略》卷3《文祥自订年谱(下)》页末有“男熙治稽首泣续记、门下士陈宝琛填讳、门下士洪良品、姚协赞恭校”(14)字样,这三行字应有些传记作者的信息。熙治为文祥之子,其父仙逝,续记年谱,理所当然。门下士陈宝琛、门下士洪良品、姚协赞,说明这三人是文祥的学生,学生为老师的年谱“填讳”、“恭校”,也属正常。
    陈宝琛、洪良品、姚协赞是同治七年戊辰科同科进士(1868年)(15),那一年文祥“充会试副考官”,师生关系是确凿无疑的。三人均被授翰林院编修,陈宝琛后来还任过国史馆纂修,因此,国史馆的文祥本传出自陈宝琛之手是有可能的,学生给老师立传,应该正常。因此,《文祥国史馆本传》应是成书最早,《清史列传·文祥传》全文收录。
    《清史稿》的编写工作启于1914年,刊印于1928年,“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不尚文饰焉。”(16)对比一下《文文忠公事略》与《清史稿·文祥传》,后者少了大约一千字,但其文辞叙事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压缩版。
    行文至此,可以明确的是,关于文祥生平事略最早的材料,即为清国史馆《文祥本传》,《文文忠公事略》是单行本,被广为引用的《清史稿·文祥传》,其实是国史馆本传的缩写。那么,关于文祥“出入夷营”这个说法,最初应该是来自于国史馆本传这个文本。
    文祥的这个传稿是官修,其忠义耿直的形象很突出,且绝无污点与负面评价。但官修在细节叙述上是否完全符合事实呢?其实是存疑的。文祥“出入夷营”之语,意思是说文祥进出过英、法军队的营帐,即直面英法代表,进行谈判。但经过对现有材料查考,并未发现有哪一条材料说文祥进出过英、法军队的营地。另外,根据前文推测,如果文祥本传真的是他的门生陈宝琛所撰,那他是否知道文祥真的有过“出入夷营”之事?如果不知,则有情可原,如果知道,为何要采如此写法?
    就本文所关注的文祥“出入敌营”之事,前文提到的两种版本的叙述全都源自《国史馆文祥本传》,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检寻相关史料,同样的语言措辞在其他人的事迹叙述中也出现了,这个现象让人疑窦丛生。
    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60年12月24日),奕、桂良、文祥上了《奏恒祺、崇纶、崇恩请给奖励折》,称:(17)
    窃臣等办理抚议,奉旨敕令武备院卿恒祺随同差委。嗣因夷情狡谲,事务纷繁,复札调前任侍郎崇纶帮同办理;并因候补京堂崇厚熟悉夷情,札饬随同恒祺等前赴夷营,面与该酋申定条约。均经附片具奏在案。该院卿等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艰险,得以次第换约。崇纶于该夷非分之求,并能侃侃直言,折之以义,使该夷为之心服。该院卿等劳绩卓著,实为人所共闻,因系大员,未便在局司员同请甄叙。然臣等办理抚议,诸多未惬,负疚方深,乃蒙皇上格外恩施,给与优叙。(17)
    这里清楚记载,出入夷营多次的是恒祺、崇纶、崇厚三人,武备院卿恒祺“屡次出入夷营,备历艰险”,“崇纶于该夷非分之求,并能侃侃直言,折之以义,使该夷为之心服。”
    此折写于议抚签约的两个月之后。据此,可以认为,真正出入夷营的是恒祺、崇纶、崇厚三人。但是奇怪的是,“出入夷营”的事迹在《清史稿·恒祺传》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清史列传·恒祺传》,只有这么一句:“十一月,以办理换约事宜出力,赏给头品顶戴。”(18)关于崇纶,《清史列传》中所记与恒祺相似:“十年,经恭亲王等以崇纶曾办理换约事宜出力,奏请开复侍郎,赏还家产,允之。”(19)《清史列传》中无崇厚本传。《清史稿·崇厚传》干脆未叙及此事,而恒祺与崇纶在《清史稿》中未予立传。(2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专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咸丰给文祥的嘉奖词很简单,与奕、桂良一起表述的:“恭亲王奕,办理各国换约事宜,诸臻妥协,著加恩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随同办理,著一并交部从优议叙。”(21)这个上谕中没有提到“出入夷营、备历艰险”等评价,也就是说,文祥“下部优叙”的原因,在上谕中的说法与国史馆本传中的说法是不一致的。比较这两条材料,上谕发布于奕上折请奖的当天,即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六日(1860年12月17日),而国史馆本传的拟就则要到文祥去世之后了。因此,上谕的可信度要比国史馆本传的说法高。还有,《文祥自订年谱》中称:“因办理抚局,与同事诸人并蒙加恩优叙。”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说法。这里或许是文祥自谦的说法,但就事实来说,文祥“出入夷营”之说,应予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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