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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何移花接木 行文至此，笔者有理由认为真正屡次“出入敌营”，与夷人“侃侃直言”，进行唇枪舌剑、短兵相接的主要是恒祺、崇厚、崇纶等人，且后两人承担处理夷务的任务较晚，已接近谈判尾声。但是文祥的传稿中竟将他们三人的事迹叙述为文祥的行为，这是典型的移花接木。原因何在? 事实上，在恒祺屡屡“出入敌营”，为朝廷“披肝沥胆”时，就已经有朝臣视其为“汉奸”了。《翁文恭公日记》载，早在咸丰十年七月，“夷人入天津，驱官民令出，惟留恒制军数人，往来文报，先折阅然后得通。”(84)意思是说夷人把天津城的官民都给赶跑了，只留下恒祺等人，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恒祺与夷人勾结。八月二十七日，翁同龢所记：“盖巴夏礼与恒祺实一鼻孔出气也。”(85)还有，“咸丰十年九月朔，夷人先言，若不令入城换约，定开炮攻打。是日恒祺持令箭开德胜门，骑马前导，夷酋额勒金按部人，约三四百人，露刃徐驱，观者不禁。”(86)这里是说，恒祺打开德胜门，引“强盗”进入北京城。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前门棋盘街夷兵数十骑，有黑帽黑衣金饰如花叶者，彼国官也。有红帽顶花翎，周旋其间者，我国恒祺也。为之太息。”(87)与英国人签约时，恒祺着官服周旋于夷人之间，翁同龢“为之太息”，表明他对恒祺的行为感到遗憾。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英国照会代拟谕旨，令即通行，或云出恒祺手。”(88)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恒祺的形象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汉奸”。其他人的笔下，恒祺更是罪大已极：“开门揖盗者，实恒祺一人，其罪上通于天矣。”(89) 再看看对文祥的描述：“署步军统领文祥忠义奋发，周视九门，守城士兵不满万人，驻守各门者多满洲一二品大员，不受节制也。文公力任开仓放米，户部侍郎宝望亦力任开库拨银，人心稍定。”(90)这是说文祥不畏艰险，勇于承担，置生死于度外。其他人的笔记中，文祥也是相当忠义耿直的，如皇帝要巡幸木兰，“军机文祥，恳留诸臣勿散，欲力争也。召见时，剀切开陈，痛器流涕，至于碰头血出。”(91)这两条记载，文祥的“忠义”形象跃然纸上。与恒祺相比，忠奸分明、正邪两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琦善被时人描述成卖国贼，而林则徐是干干净净的忠臣形象。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原因在于，一是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天子至圣至明，战败责任不能由皇帝承担，“奸臣”充当替罪羊，既保全皇帝的英明形象，又避免了士子们以下犯上。二是按照“夷夏”观念及时人心理，对于“蛮夷”只能大加痛剿，不能妥协，战败在于奸臣破坏，要胜利就得重用忠臣。失败原因不在于天朝落后，而在于不能保卫性理名教的道统。(92)茅海建的解释很清晰地厘清了罩在琦善身上的污言及林则徐身上的光环，似乎也可以拿来解释恒祺与文祥这样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官员。因为恒祺和文祥在史料中的形象，恰恰一奸一忠。 比较而言，恒祺的奸臣形象远比琦善要轻得多，一是他身上没有那么多卖国“事实”，没有传言他收受贿赂、主张投降、割让土地等等。他身上主要有两个事情，一是结盟巴夏礼(93)，与之“一个鼻孔出气。”这个事说归说，皇帝还得用他，因为他与巴夏礼的私交关系很好。另一件是“开门揖盗”，即打开北京城门，放夷人入城。但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得来的，守城王大臣、留京部院大臣都有份。奕给咸丰的奏折中说得也很清楚，甚至把更多责任推到守城王大臣身上了。(94)二是他承担的责任有限，只是负责传话而已，大部分时间连上奏权都没有，前线决策基本由钦差大臣上奏咸丰来定夺。 还有，这一时期史料中的奸佞小人还有端华、肃顺等，甚至有说是巴夏礼与肃顺等“内结外联”，“小人之敢于蒙混如此，实由上之宠信过深也。”(95)显然，当朝奸臣不仅仅是接触夷人办理夷务的人，还有皇帝身边的宠臣。和肃党比起来，恒祺算是“小巫”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琦善的奸臣形象是通过给他加了些他没有做过或者难以证实的事情来塑造的，恒祺则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通过增加事迹、夸大事实、移花接木来增强其高大形象的事发生在文祥这个忠臣的塑造上来了，也就是本文考证的主题，即文祥没有“出入夷(敌)营”，也就不可能在“夷营”里“侃侃直言，折服夷人”，但对他的评价却用了这样的措辞。这种人为地“将真迹放大”的手法，明显是出于宣传的目的，而不是客观记录。(96) 根据前文所考证的，文祥的国史馆本传大概写于1876年至1882年之间，从庚申议和至此，已经过去20年时间，文祥成为支撑朝廷的重臣之一，在他死后的上谕说：“大学士文祥清正持躬，精说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于国计民生利病所关，及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无不尽心筹画，实为股肱心膂之臣。”(97)给他评价这么高，为他立传其格调也会很高。事实上，他在“抚局”大部分时间隐在奕身后，没有冲锋陷阵，也未“出入夷营”，如何让他的形象饱满高大呢?恐怕只有虚构了。 另外，恒祺在为官途中，先后两次“交部议处”，一次“部议罚俸”(98)，犯了这么多错误，其履历不清白，加之办夷务时口碑本来不好，朝廷在宣传上也就没必要拔高他了。崇纶也好不到哪去，两次“下部议察”，一次被抄家待讯，一次革职留任(99)，受了这么多处分，清白不在。崇厚更是糟糕，因《里瓦几亚条约》卖国太甚，“定斩监候”(100)，差点被皇上给杀了。文祥反而在抚议期间因圆明园被灾自请议处，咸丰以革职留任继续让他效命。他一生从未“下部议处”，反而多次“下部议叙”，为官履历基本清白，在朝臣中已属难得。恒祺、崇纶、崇厚三人在庚申议和期间表现“优秀”，但事后却一个比一个差劲，把他们的事迹拿来用到文祥身上，似乎也不过分! 这样处理也有好处，因为晚清对外交涉已经成为朝廷的常规事务，那么由谁来办理就显得很重要了。任用忠臣办理夷务和用奸臣办理夷务，尽管两种人都会妥协，但前者看起来比后者要好得多。或许在这种心理之下，文祥的形象在史料里面高大起来。 总理衙门成立后，文祥成为衙门的实际主持人，处理过很多对外交涉事务。一个出入过夷营、经历过生死的大臣坐镇该衙门，与各色洋人唇枪舌剑、侃侃直言、折服对方，这样的形象正是当时需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