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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恒祺、崇厚、崇纶之出入夷营 根据上文的材料，既然“出入夷营”的不是文祥，而是恒祺，“侃侃直言、折之以义，使该夷为之心服”的也不是文祥，而是崇纶，那么有必要对武备院卿恒祺及前仓场侍郎崇纶在咸丰十年庚申之役中的事迹进行梳理，看看他们是不是屡次“出入夷营”、折服夷人的。另外，英、法方面的材料也是本文的考察范围。 恒祺，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四年至九年(1854年—1859年)任粤海关监督，曾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过从甚密，据传有“结盟之好”。这个经历恐怕是咸丰委派他办理夷务的最主要原因。咸丰十年，恒祺时任武备院卿，六月二十九日，塘沽失守，第二天，内阁明发上谕：“著派文俊、恒祺，前往北塘海口，伴送英佛二国使臣，进京换约。”(22)但事实上，两人并未如朝廷所愿，顺利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七月二日接到寄谕后，两人即委“苑副舒麟、候补县丞陶柽林”把军机处所拟照会送至法国营地。显然，他们也没有立即亲自到夷营，而法方回复称，“必欲钦派全权大臣”，“方肯会晤”。恒祺、文俊只好上奏说：“此等情形，虽奴才等前往，该夷亦必不肯相见，徒为耽延时日，于事反为无益。”(23)此后几日，两人驻在天津，只能坐看大沽炮台被占，形势进一步恶化。向朝廷报告夷情的主要是僧格林沁和恒福。天津被占后，英方代表巴夏礼到恒祺行寓，显然是找“老朋友”来了。此时文俊和恒祺终于接到英方的照会，与先前法方照会的主要内容一致，即要求另派“爵位最崇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24)朝廷随即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并要求恒祺，随同办理议抚事务。(25)然恒福很快发现恒祺与夷人交涉时的特别之处，于是上奏： 查恒祺在粤多年，经理税务公正廉明，又为该夷所认服，此次来津与英国夷官巴夏礼见面数次，迎机善导，竟能使其不致骤然北犯，足见巴夏礼信服恒祺之言。且该夷向以官职较大者与之相见议事为荣，可否仰恳天恩，敕派恒祺作为帮办大臣，以便会同办理。(26) 这是把恒祺好好给夸赞了一番，咸丰当时就朱批：“恒祺著即为帮办大臣”。 桂良到天津后，会同恒福、恒祺与英、法接触，办理抚局。期间主要由恒祺出谋划策、联系巴夏礼、威妥玛进行谈判，英法代表额尔金、葛罗以两国尚未罢兵，拒不与桂良见面。恒祺此时也主要是把巴夏礼等人请到自己寓所，而非自己到夷营。后来事情办得不顺，咸丰批评说：“巴夏礼亦系英国帮办，彼既可来，我即可往，该大臣唯当饬令恒祺，率同蓝蔚雯等，前往该酋处，设法劝导，实力挽回，方为妥善。”(27)很明显，咸丰很不满意，逼着恒祺“出入敌营”。而桂良等给咸丰的奏折里称：“计自该酋入津郡以后，至今一旬有余，奴才恒祺无日不与巴夏礼等，往返辩论，或正言折服，或缓词劝导，即委员蓝蔚雯等，亦皆节次从中设法，均已舌敝唇焦，计穷力竭。”(28)意思是说，你点名的那两人，多次“出入夷营”，与对方辩论，实在是没有办法啦!这个说法明显是桂良在替这两人开脱，因为没有其它材料证明恒祺到过对方营地。 英、法在天津拒不就抚，而是执意进军通州，朝廷上下慌乱，期间被委派“出入夷营”进行劝阻开导的其实是蓝蔚雯等。 七月二十五日(9月10日)，上谕桂良、恒福撤去钦差大臣，恒祺撤去帮办大臣。由载垣和穆荫接手办理，桂良、恒祺、蓝蔚雯等留在载垣处听差。至此，恒祺虽然被撤帮办大臣，因留在载垣处，有“出入夷营”的机会。八月初三(9月17日)，谈判破裂，载垣派恒祺前往夷营面见额尔金，碰到英、法先头部队，未能如愿，只好折回禀报。(29)这恐怕是恒祺帮办夷务以来，第一次被派出来出入夷营。一位法国军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9月18日(八月初四)，英法联军从河西务向通州进发时，恒祺到英军队列中，要面见英军指挥官，声称“此行目的是同大使商议进京礼节事宜”，但英法特使均未到，恒祺只好离开。(30)这个记载与前面中文记载一致，说明恒祺真的是“出入夷营”了。八里桥之战前，9月21日(八月初七)，八里桥之战前，恒祺到英法联军军营求见英法特使，但未能见上，因为他们仍在河西务。(31) 清军八里桥战败，咸丰北狩，改派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而恒祺、蓝蔚雯等人又被转派到奕帐下，进行联络。奕给英、法的照会中说：“本亲王奉命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即派恒祺、蓝蔚雯等，前往面议和局，贵大臣暂息干戈，以敦和好。”(32)八月初九日，恒祺就被委派去见了关在刑部大牢的巴夏礼，想劝说他给额尔金写封信，“暂息兵戈，”但因为他写的是英文，不肯用汉文，“恒祺因夷字无从辨认，恐有疏虞”(33)，只好作罢。这件事情上，恒祺是到刑部大牢见的巴夏礼，显然不是出入夷营。 《巴夏礼在中国》一书中提到，恒祺分别在9月22日、26日、28日三次到刑部大牢面见巴夏礼等人(34)，这三次的日期阴历为八月初八、十二、十四日。巴夏礼于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被释放，随后恒祺向奕报告说：“如不放回巴夏礼，该夷刻即开炮攻城。当经留京王大臣公同商议，权宜办理，于二十四日，将巴夏礼送到德胜门外夷营……”(35)这句话有两种可能，一是恒祺亲自把巴夏礼送到英国军营，二是恒祺只是派兵弁送还巴夏礼。巴夏礼及洛奇事后叙及此事，是由恒祺安排几辆用布围起来的手推车，把他们秘密送出，但并未提到恒祺是否亲自伴送到德胜门外的英军军营。(36)清人刘毓楠撰《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载：“是日午刻，恒祺以事临危急，将巴酋送回营，手执白旗数根，并以眷属为质。”(37)这条材料说得太过明白，不但亲自送还，还把眷属作为人质，问题有点“严重”了，不但自己出入夷营，而且还把自己的家属都送到夷营去了。事实上，没有其它材料证明恒祺这样做了。 此后载有恒祺“出入夷营”的记录多了起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前后，恒祺连续到夷营进行交涉。10月13日(八月二十九日)，安定门被交出之前，恒祺到联军营地提出一些条件，但最终向英法让步。(38)10月14日(九月初一)，恭亲王致法国特使葛甸男爵的函中称：“我已任命兵工厂的总管恒祺，和阁下将指派的代表合作，以解决一切有关签订《天津条约》草约的事宜和确定日期交换批书，以便我为此做好准备。”(39)同日，英法发出最后通牒，“恭亲王派官员恒祺来告知：中国方面接受了英法两国大使和联军将军们提出的要求……”(40)15日早，在北京西郊一个尚未被联军占领的地方，恒祺与英法代表进行了漫长的谈判，应该是恒祺代表奕作最后的努力，但最终只好答应对方的要求。(41) 《北京条约》签订之前，双方往来的照会频繁，恒祺赴夷营进行沟通谈判也较频繁。由于业务繁忙，崇厚也被调来参与具体事务的办理。咸丰八年，崇厚被派往天津，襄助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事务，这是崇厚接触外交及夷务的开始。(42)咸丰九年，崇厚授长芦盐运使，仍旧留在天津海口协助僧格林沁。该年六月二十日(7月18日)，美使华若翰进京换约，由崇厚等人伴送，直隶总督恒福奏荐说，“查有盐运使衔清河道崇厚、副将衔候补参将宣化镇标中营游击张秉铎，堪以护送”(43)，这是崇厚第一次与夷人直接接触，其经验成为后来专办夷务的资本。咸丰十年五月，英、法进犯天津，崇厚协助长芦盐政宽惠、僧格林沁等防守大沽炮台。天津失陷，桂良、恒福授命与英、法谈判，拟准备让恒祺、崇厚伴送巴夏礼先行进京，但咸丰并未允准(44)，巴夏礼先行进京之事并未成行。八月二十八日，方由奕请调帮办夷务：“长芦盐运使崇厚颇知夷情，即请知照直隶总督，务必饬令迅速前来，帮同院卿恒，办理一切等情。”(45) 此后，恒祺与崇厚一同出入夷营的记录也发生了。如：“初九日……据恒祺等由夷营回来面禀，该夷欲索看臣奕办理换约全权行事敕书，以便叙入续约章程内。经臣等恭拟谕旨一道，饬令带往观看，并据运司崇厚带呈英夷续定条约……”(46)此处可以看出，崇厚主要负责条约具体内容方面的交涉。 从史料看，崇纶此前已有较多参与夷务办理的经历。咸丰四年，崇纶曾经处理过一起英法船只强行闯入天津海口的事件，他“正言驳斥，夷船遂起锭出口”(47)，朝廷对此比较满意。该年八、九月间，英法美俄四国先后来津要求修约，时任长芦盐政的崇纶奉旨接见，对其所提要求“正言拒绝”，并劝其回粤办理。(48)咸丰八年，英、法兵船及俄国公使到天津海口，改任仓场侍郎的崇纶又被咸丰派到天津查办海运事务(49)，会同直隶总督谭廷襄办理夷务，负责具体接洽谈判事务，稍后又督率团练，专事防守。第二年，崇纶因为牵连进一桩腐败案件，被革职抄家，在京待讯。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九日，在英法攻打北京城的最后通牒到来当日，前仓场侍郎崇纶等六位留京官员随恒祺，前往夷营面商，但最终还是打开城门，英法士兵进占安定门。(50)或许因为有与夷人接触谈判的经验，此后一段时间，崇纶一直随恒祺出入过几次夷营，如九月六日，奕所上奏折中又提到崇纶与恒祺等人与英法方面接触。(51)由此可见，崇纶并不是由咸丰委派来参与办理此次夷务，而是主动参与进来，奕认可，后由咸丰允准。如九月初九日上谕：“现在恭亲王等，已给与该夷照会，并添派崇纶，与恒祺协同办理。”(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