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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奕出入过夷营吗 从现有史料来看，咸丰十年与英法议和，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与英法接洽时，一般是照会形式，双方面对面谈判的次数其实不多。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8月)英法再次进占大沽炮台时，直隶总督恒福受命办理，恒福致函英方代表额尔金一次，双方并未直接见面。塘沽失守后，朝廷派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伴送夷人进京换约。但夷人并不买帐，咸丰只好让恒祺、文俊与夷人接触，他们的角色于是发生了变化，两人主要是出入夷营递送照会兼与夷人进行有限度的谈判。 高级别的地方官员也不敢随便与夷人晤面，而是先派出知县一级的官员去夷营问询。英法方面初来乍到，也要先行接洽，如僧格林沁与恒福七月初二(8月18日)的奏折中说，“夷人四名，持有白旗，至海河北岸。当即派弁迎往。据称，欲见总督，有面说之话。随将该夷用小船渡至奴才恒福寓所。该夷递出照会一件……”(70)这条材料说的是英法方面主动派人递送照会，送照会者当然不是英法全权代表。另外，中方由僧格林沁、恒福等派出差弁办理，照会一般由千总级(正六品武官)差弁递送。 在英法北上时，上海的薛焕派候补知府蓝蔚雯、候选知县黄仲畬及两个商人来帮办夷务，其实就是让他们和英法代表直接接触，进行双方信息传递的。咸丰十年五月十七日(1860年7月5日)薛焕奏称：“然与该夷议事之时，必须有熟悉该夷性情者，周旋其间，以期事事得当。……臣现已选派道员用候选知府蓝蔚雯，带同候选知县黄仲畬及华商一二人，驾坐上海捕盗局火轮船来津，由北塘上岸，听候直隶督臣差遣。”(71)后来蓝蔚雯及黄仲畬都承担过到夷营接洽的任务。 在其后的天津谈判中，是由恒祺出面，钦差大臣桂良未出面。通州谈判时，英方是巴夏礼与威妥玛，额尔金未出面，中方则是钦差大臣载垣与穆荫，恒祺仍旧在场。朝廷为了议和，也顾不了许多。 八里桥战败之后，咸丰巡幸木兰，奕为全权议和大臣，桂良、文祥襄助。作为中方全权代表的奕，明确被咸丰限制与夷人接触的。咸丰给奕的谕旨中称：“现在抚局难成，人所共知。派汝出名，与该夷照会，不过暂缓一步。将来往返面商，自有恒祺、蓝蔚雯等，汝不值与该夷酋见面。”(72)后来几天，咸丰又发上谕强调过这一点。从现有史料来看，奕是执行了咸丰的这个规定。因此，与英法的接触，主要是通过照会来沟通，奕与额尔金在签约之前并未见面。参与此次战争的一个法方翻译官的手记中也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谈判都是通过信件来进行的。根本不可能与这位亲王会面……”(73)出入夷营进行沟通的中方官员主要是恒祺，“13日他还是派来了一个叫恒祺的红顶官员”(74)，与巴夏礼及康普农进行商谈。 八月二十八日(10月10日)，英法兵临安定门下，提出三天期限，要清军交出安定门，然后入城换约。僧格林沁闻听之后，立刻向奕来函表示，“沁情愿前往夷营”，意思是自己去当人质，让英法放心进城换约，没必要交出安定门。奕当天就回复僧格林沁称，“本爵现想此时和议未定，贵大臣万不可轻于前往，有误抚局。”(75)也就是说，根本没让他去。面对这种威胁，守城王大臣们坐不住了，《四国新档·办理抚局》载： 八月二十九日，巡防大臣文，前于二十六日亥刻，武备院卿恒携来外国照会，底内有二十九日午刻，择进安定门，至时如不开城，即行攻打等情。嗣接王爷来文，令留京王大臣会同巡防大臣等商酌，令其将把守城门兵数日期一切章程言定办理。于二十八日会议后，院卿恒即赴夷营面见该国使臣。据云往来止我一人，亦难酌定，应再约大臣数员公同商议，以征信实。至二十九日早间，会同武备院恒、吏部尚书全、工部尚书绵、仓场侍郎成、户部侍郎宝、吏部侍郎基、前仓场侍郎崇，前往夷营面商一切。(76) 这段话记载了官员们主动到夷营的一次谈判，出场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应是吏部尚书全庆、工部尚书绵森，他们都是从一品，其它侍郎衔的为正二品，领头的恒祺还是个三品官员。 当然，这次七位朝臣出入夷营，是没有得到咸丰的允准，因为实在是来不及了，但奕对他们的“勇敢”行为也无能为力。文祥此时应与奕都暂驻卢沟桥，离得比较远。 奕在英法最后通牒逼迫及守城王大臣的要求之下，于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将抚局公所移至西便门外之天宁寺，以期就近筹办。(77)《翻译官手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说的是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找到了留在北京的高层官员，说服了这些官员应该找奕过来与英法方面进行谈判。“这些先生们于是找到了恭亲王，终于说服他带着随从官员返回北京。于是英法联军的翻译们开始以各自政府的名义跟他进行谈判。协议的条款最后达成一致并确定下来。”(78)这段话明确表明，奕与英法翻译们进行直接谈判，并非英法全权代表，与夷人不见面的禁令已被打破。如果这条材料属实，那么至少奕是和英方翻译威妥玛见过面了。既然奕亲自出马，陪同的肯定有文祥，但是未见中文材料记录此一细节。但既就是与夷人见面，也已经是抚局将成之时，与“出入夷营”之说，亦有不小差距。 因此，在办理抚局过程中，奕是否与夷人在九月十一日礼部签约之前见过面，也是存疑的，没有明确证据支持奕与任何夷人见过面。这就是说，咸丰不准奕与英法代表面对面谈判与沟通。这是出于维护天朝面子、杜绝奕与外人相交的目的，恰也说明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在与夷人见面问题上是相当严格的。 奕、桂良、文祥等与英法代表直接见面的明确记载是在签约时。如总理衙门清档载：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钦差大臣和硕恭亲王，同大学士桂、军机大臣文及在京各部院衙门大小官员与英国公使额尔金等换约于礼部。(79)有些民间笔记也提到这次签约时出席的官员，如《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载：“十一日巳刻，恭王领马步兵二千进城。文有文祥，武有胜保，威仪严肃，夷人为之气夺。”(80)当然，英法方面的诸多回忆录中也都提到了签约时中方出席人员的一些情况。 在这以后，奕、文祥见夷人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如九月二十日(11月2日)，法国的葛罗到广化寺拜见奕、文祥等，第二天又是额尔金带同威妥玛、巴夏礼来谒见，“一切礼貌，与前更驯，坐晤约一时许。”(81)其后，文祥仍是奕身边处理夷务的主要官员之一，在级别上高出其他官员，因此代表朝廷出席一些重要外交场合。如英军退出北京时，“军机文祥及诸大臣与之饯行。”(82)只是咸丰对此仍忿忿不已：“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