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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点：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治理史与地方史并重。近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民族史成为学界的焦点。 1.“大一统”观念与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在“全球史观”影响下，传统中国的“大一统”观念被重新审视，《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推出“明代边疆政策及其历史走向”笔谈，彭勇、鲁大维、钟焓和赵现海对明朝民族观念和边疆政策各抒己见，认为明代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边疆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以明代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对峙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朝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一统”，两大族群的互动呈现“一统”对“分散”的格局。牛建强《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中央积极拓展的边疆政策使得化外之区完成了从形式上归附到纳入国家有效控制体系的实质转变。罗勇《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研究了中央经略西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粮饷供应方式。蔡亚龙《明代设置的军民指挥使司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辨析了设置于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军民卫这类特殊的行政建置。 土司制度是明中央治理西北、西南边疆的重要制度，近年围绕土司“申遗”产生了一批高水平成果。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区域总体史视野下考察了西南边疆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武沐、贾陈亮《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土流的矛盾涉及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朝对甘青地区的治理理念。龙圣《明初“月鲁帖木儿之乱”原因探析》(《史学集刊》第5期)、李良品《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研究了四川边地的变乱与中央的应对。 2.朝贡关系与边疆社会。朝贡是中央与边疆民族维系政治关系的经济手段。程尼娜《明代兀良哈蒙古三卫朝贡制度》(《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蒙古部与明中央之间朝贡与掠边同时存在。宋永志《明代广东瑶首朝贡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分析了广东瑶人与中央朝贡中的复杂关系。边疆史研究正从治理史转向边疆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和社会史，彭勇《卫所制度与边疆社会：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员群体及其社会生活》(《文史哲》第6期)研究了今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行都司的制度设计、军事活动、民族关系、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等，勾勒出边疆群体生活实态。吴才茂《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中州学刊》第11期)说明贵州隆里卫所屯堡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胡小鹏与郑煦卓《明代哈密卫之“哈剌灰”名实考》(《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杨士宏与山聪《明代藏传佛教在“洮河岷”地区的发展——以卓尼石门寺为例》(《中国藏学》第3期)对边疆的社会发展、宗教信仰和族群特征作了个案剖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