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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难点：史料的整理与分析，理论的探讨和方法整合。史料整理和分析，既是基本功，也最见功力。史学贵在创新，然理论创新没有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准者，其难在融通度与有效性。史论须有逻辑性，史无定法，最讲求方法的恰当。 1.传统文献的整理、挖掘与研究。南炳文近年主持《明史》、《明实录》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不断，发表了《明中期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时间补考——试解〈明史〉、〈明熹宗实录〉误载之缘由》(《西南大学学报》第1期)等。明代传世文献极其丰富，许多的史料价值还有待发掘。杨艳秋《〈皇明通纪辑要〉与朝鲜王朝的经筵进讲》(《南开学报》第5期)研究了明代私撰史学对朝鲜政治的影响。赵克生《童蒙教育与朱子学的下移：明清时期儿童的〈小学〉阅读》(《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介绍了明清儿童教育的经典读本。谢贵安《〈安龙逸史〉考论》(《史学史研究》第3期)认为是书与屈大均行文风格不符，应是溪上樵隐调查访问后所作。 2.新材料的发现与利用。官私文书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明代中央档案不如清代丰富，但地方档案和民间文书却不断被发现。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明清“诉讼社会”的历史背景、诉讼程序、典型案例、法律观念等内容。吴才茂《民间文书与清水江地区的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是研究清水江文书的佳作。吴艳红、姜永琳《布政司与明代司法——以明代〈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以仅见的地方司法档案重新审视地方三司之间的关系。瞿州莲《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永顺土司寿命短的原因探究——以〈历代稽勋录〉资料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5期)以民间资料《历代稽勋录》为中心深化了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新史料·新视野”专栏发表4篇文章，结合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统文献与考古新发现探讨明末史事。《军事历史研究》第1期“明代史料的新发现及对明代军事的新认识”专栏发表的3篇文章，对《国朝诸臣奏议》的纸背文献进行了集中研究。 碑刻具有独特的价值，尤其在传世文献不甚丰富的某些领域，比如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吴景山与贾竞阳《碑文所见明代在甘青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客观条件》(《中国藏学》第3期)、丁慧倩《札付、官府、清真寺：从札付看明朝政府对清真寺的管理》(《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和綦岩《永宁寺记碑的女真碑文——兼谈明代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北方文物》第1期)对碑刻的解读各有新见。地图研究有李新贵、白鸿叶《〈巩昌分属图说〉再探》(《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等。 3.理论探讨与方法更新。本年度的理论探讨，主要在明代社会性质与历史地位、晚明社会的变化和社会生活质量的评估等方面。李治安《元至明前期的江南政策与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元、明江南社会发展从开放繁华到锁国萧条，大起大落，成为14世纪中国经济由先进跌入落伍的转折点。赵轶峰《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求是学刊》第2期)、《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中国史研究》第3期)和《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古代文明》第4期)继续丰富他的“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代商业总体趋于发达，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可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与一般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虽然相似，但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江太新《对明清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5期)认为，地主制经济体制发展变化对农业经济影响、政府政策对农业发展影响等问题，要辩证地、历史唯物主义地去分析。陈宝良对明代社会生活质量予以整体考察，《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兼论明朝人的生活质量》(《西南大学学报》第3期)和《明代的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兼及明朝人的生活质量》(《浙江学刊》第2期)分别从收入构成、物价波动和消费支出层面探讨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