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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政治史的深入与经济史的回归。政治史和制度史是历年明史研究的重点，研究不再局限于事件、人物或时局的孤立分析，而是立足制度属性，考察运行机制，分析制度之下的社会、经济和精神生活。故宫出版社“明代宫廷史研究丛书”新出赵中男主编《明代宫廷政治史》、谢贵安与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彭勇与潘岳《明代宫廷女性史》等6种，开创了宫廷史研究的新局面。 1.政治制度运行与官场生态的剖析。皇权与宗藩方面，秦博《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职权》(《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洪武朝矛盾的勋臣制度影响了整个明代勋臣群体的价值取向。张明富《永乐建元与太祖所封诸王心态》(《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认为成祖为构建自己继位的合法性，采取刚柔相济的宗室政策。赵中男《永乐末年的反迁都风波及其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认为反迁都客观上为明前期由开拓向稳定的转折做了准备。 文官制度及官场生态。田澍《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和《张璁的改革精神》(《光明日报》5月4日第14版)肯定了嘉靖朝的政治革新。彭勇《坚守与务实：评严嵩任礼部尚书期间对明朝周边事务的应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认为对严嵩的评价应肯定他早年的贡献。府州县政研究，有王家范《从知县形象看明清基层政治生态》(《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揭示了高度中央集权下县级行政运行的复杂性。范金民《嘉善县事：明末知县李陈玉的县政实践》(《江海学刊》第1期)探讨处理县政的成功之道，反映出明末江南亲民官的为政境况。阳正伟《“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丰富和深化了对阉党及晚明党争的认识。 2.科举制度及其运行探微。汪维真、牛震宇《明代会试分区配额制考察》(《史学月刊》第10期)统计发现，南北中三卷区录取人数同时合乎规定比例的科次较少，明廷将会试的全国性竞争转化为有限区域内的竞争，体现了就地取材、追求区域平衡的意图。李小波《明代两京乡试中的皿字号问题》(《文史》第1辑)研究了两京乡试中监生应试者增多的对策。探讨科举制基本史事的，还有胡凡《南明隆武朝开科取士钩沉》(《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陈时龙《崇祯元年会试考释：读明人蒋德璟〈礼闱小记〉》(《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 3.军事制度及军民关系。明代的卫所制兼具军事编制和行政管理角色，卫所是与州县并行的国家管理体制，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专著有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高寿仙《明代潼关卫与北直隶关系考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厘清了复杂的明代卫所管理体系间的关系。彭勇《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中州学刊》第6期)考释了永乐朝对明初都司卫所制的重大变革。郑宁、冯贤亮《晚明卫所与州县关系探研：以泗州卫月粮为线索》(《安徽史学》第3期)考察了卫所与州县之间的经济利益与管理关系。曹循《明前期的江南卫所与赋役征调》(《南开学报》第2期)认为明前期卫所的密集设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江南原有的社会结构。 4.经济史研究的回归。经济史研究，过去30年间以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特征，近年有回归到土地、人口、赋役、农副业等传统问题上来的趋势。 赋役制与政制的结合。万明《明代赋役改革模式及其特点初探——从海瑞的县级改革谈起(上、下)》(《河北学刊》第3、4期)认为赋役改革是一部自下而上、白银货币化的历史，地方官是倡议者和运作者。丁亮、赵毅《明代浙江杂办银收支结构与“均平法”改革》(《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证了浙江的赋役改革措施。叶锦花《户籍制度与赋役需求及其规避——明初泉州盐场地区多重户籍现象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分析不同名色的户籍下出现的多籍现象，揭示州县、盐场和卫所三大管理系统之间的联系。周雪香《新县设置与田粮纷争——以明代中后期福建汀州府属县的“界粮”之争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地方赋役中的田地、户口和里甲之争，政治控制起主导作用。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广陵书社)研究了货币白银化对赋税、军事供应、法律和海外贸易等制度的影响。李华瑞《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认为明代财政供养的人口多，但收入规模却小于宋代，明亡于财政崩溃“似可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谢宏维、李奇飞《明代漕运总督述论》(《史学月刊》第10期)分析了漕运总督的职掌、任职特点和作用等。胡克诚《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古代文明》第2期)考察了监兑官的产生、职责及其变化。胡铁球《明代法定漕费的形成与使用演变——兼论明末清初私贴额定化过程》(《清华大学学报》第4期)揭示了漕运背后的利益纠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