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孙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域外汉籍文献。
    汉籍即汉字书写、刊刻的书籍，域外汉籍是指域外国家或地区存藏的汉字书籍。过去，学者们对域外汉籍或有涉猎，但其角度基本是文献发现和整理，而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则是近10年的事。目前，域外汉籍研究方兴未艾，在国内形成了许多学术重镇。学者们通过研究域外汉籍的具象形态与传播途径，从而构建不同的学术理论模式。早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陈庆浩先生提出了“汉文化整体研究”设想。①近些年，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则对域外汉籍做出发散性解读，指出其核心是流传到域外的中国版古籍，其次为域外地区抄写、翻刻的中国古籍，复次是域外学人用汉字撰写的著作；南京大学张伯伟先生以“汉文化圈”来诠释域外汉籍形成的时代背景；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则凭“异域之眼”，审视域外汉籍所展现的中国与东亚的文化关系；浙江工商大学王勇先生基于多年对日本汉文化的深入研究，提出“书籍之路”的构想。②所有这些同仁的努力，均给域外汉籍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想法与视角。
    我们一直致力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整理与编纂，③这个项目是把中国所不见存而庋藏在国外的珍稀汉籍引进回来，整理出版。迄今为止，我们共整理出版了800本近3000种汉文古籍。在长期的编纂实践活动中，我们总是在反复比对各种汉字古籍文本的异同，追溯汉籍传播的途径，思考汉籍文本所承载的特殊意义，并逐渐形成了自己成型的看法，这就是这里要讨论的“汉籍之路”。
    一、丝绸之路与汉籍之路
    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一条是汉籍之路。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丝绸之路的概念，是19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简单的以货易货，还有精神文化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缘起于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他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④
    汉籍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的责任。王勇先生用“书籍之路”的概念⑤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就很有新意。但是仔细琢磨，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互动的、发散性的和点面结合的。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
    二、流传到域外的汉籍及其种类
    什么是域外汉籍?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域外汉籍就是指流传到中国以外地区的中国古代的刻本、钞本、写本。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也无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共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把这类书称作中国本或华刻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汉字书籍，也叫汉籍。这种在概念上达不到共识的现象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看到，在这个学科，我国学界还大多局限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多专注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或渗透。其实，这只是文化交往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即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创造与反哺。
    现在，通过汉字文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也可以看到日本和朝鲜、日本和越南、越南和朝鲜之间的交流。这样就把古代东亚各国放置在汉字文化的背景下，探讨古代东亚在以汉字为媒介的条件下是怎样彼此交往和了解，即把东亚各国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的中国周边国际环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这样的研究理念指引下，无论中国版汉籍，还是朝鲜、日本、越南版汉籍以及西方人用汉字写就的汉籍都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我们研究的汉籍不应该都是中国人书写刊刻的；对域外汉籍，也不应该以民族的角度来理解，而应该以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汉籍就是用汉字书写、刻印的书籍，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本汉籍、日本本汉籍、高丽本汉籍、安南本汉籍，抑或可以简称为中国本、日本本、高丽本、安南本。
    中国本即中国人写就或刊刻的汉文书籍。中国本的历史很早，据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夏朝以前的4部著作，⑥是中国最古的书籍。这些书我们没有看过，似乎孔子也没有看过。所以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⑦1993年10月，在中国湖北出土的郭店楚简，应该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原装书抄本文献，简共804枚，简上字数13000余个，内容为先秦时期的18篇典籍。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文化的记忆，最早是口耳相传的，后来书写工具完备，文字也初步定型，才有了抄写本的书籍。当代的中国古籍学界，有一个提法很流行，即“写本时代”⑧。有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书籍史上的“写本时代”，这一时期，造纸术已经成熟，雕版印刷尚未全面流行，中国古典书籍大多以纸质写本形式传播。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书籍和文书数量很少，因而弥足珍贵。其实郭店楚简和秦汉大量的简牍帛书，何尝不是写本?⑨一般认为，现存中国最早的刻本是存藏于大英图书馆的《金刚经》。⑩但唐代雕版印刷并不盛行。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活板》中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宋代以后，中国刊刻的书籍渐盛，中国的文化记忆得以系统且全面的保存。
    高丽本又称朝鲜本。广义上的高丽本是指古代朝鲜半岛人写就或刊刻的书籍，内容应该包罗汉文、谚文和以谚文注释汉文的3类图书。在中国古籍学界，高丽本一般专指朝鲜半岛人写就或刊刻的汉字图书，即狭义的高丽本。朝鲜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渊源深厚。汉字源于中国，但其丰富和兴盛也有朝鲜人民的智慧和贡献。就汉籍来说，在东亚，高丽本汉籍的数量仅次于中国本。就内容来说，高丽本的内容舛误较少。如李壁笺注的《王荆文公诗》，(11)比现存的中国本注释多了一倍，据考证其底本源自一种未经后人删节的宋刻本，是王安石诗作的最佳刊本。(12)此外，高丽本更重要的特色是活字印本数量宏富，且品种多样。高丽本中不但有木、铜、铅活字，还有其他地区不太易见的陶、瓢(葫芦)、铁活字印刷的书籍。就版刻史的角度来说，元大德二年(1298)高丽朝刊印的《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应该是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明正统三年(1438)李朝所印《通鉴纲目》，(13)应该是现存最早的铅活字印本。
    日本本又称和刻本，(14)与高丽本一样，广义上的日本本是指古代日本人写就或刊刻的书籍。我们这里讨论的日本本实际特指日本本汉籍。这里选择用日本本而不用和刻本，因为和刻一词无法涵盖一些抄本和稿本。现代版本学术语的“汉籍”是由日本学者最先提出，原指流传于日本的中国刻本。日本把翻刻的中国书称作“和刻本汉籍”，把日本人用汉字撰写的著述称之为“准汉籍”(15)。这样归类，虽有其道理，但容易引发误解。早期的日本本的书籍大都以佛典为主。应该说，相较东亚其他国家，日本收藏的宋以前的汉文古籍是最丰厚的。前些年，中国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即“善本再造工程”，当时入选善本设计了“唐宋编”一辑，但在中国却无法寻找到一本唐代刊本。在日本，仅在奈良正仓院中，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日本从事汉籍刊刻的大都是寺院，“寺院版”在日本本的传播与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日本幕府时期，开始采用活字，部分活字来源于朝鲜。
    安南本，也称越南本。汉籍在越南流传的历史悠久。大概在15世纪，越南人开始大规模刻印中国古籍。越南黎朝圣宗，令国子监印行《五经》，嗣后，国子监的“监本”开始盛行。一般来说安南本的特征与中国本基本相同，以至于很多安南本被误作中国本。宋代，李天祚的《安南表状》，应是从越南传入中国的书籍。(16)《清史稿·艺文志》也误收了一些安南本。(17)越南阮朝时期，大量仿刻中国本，这一时期的安南本与清刻本颇类同，但只要仔细翻看就会发现，安南本多用越南纪年。
    除以上列举的汉籍各个种类以外，还有琉球本等，兹不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