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籍在以古代东亚为中心区域的传播
    在古代的东亚，汉字的通用引发汉籍的繁荣，汉籍的繁荣强化了文化的认同，人们用相同的文化形式，写就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创造了灿烂辉煌、光彩夺目的东方文化。东亚文化是东亚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心血的结晶；汉籍的流传，文化的流布，多呈现水乳交融之态，浑然一体之势，难以分辨玄黄。比如一把折扇，我们要追究何为其源?何为其流?并没有太多意义。苏辙的《杨主簿日本扇》一诗云：“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风非扇中出，问风本何从。风亦不自知，当复问大空。空若是风穴，既自与物同。同物岂空性，是物非风宗。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18)折扇是日用品，又是艺术品。宋代以降，折扇由日本通过高丽传入，受到中国文人的青睐而开始流行。但日本的折扇抑或起源于中国的笏，百官朝会，手执笏板，上下几片相叠，穿上丝线，贴上纸，书写奏章。从对一把小小的折扇来龙去脉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汉文化在不同区域与国家的交融与互动。(19)
    以下我们就几种汉籍的传播及其途径进行具体讨论。
    1.日本本的《古文孝经》
    古代日本对汉籍相当重视，许多古代汉籍文本在朝鲜、日本得以保存，《古文孝经》便是一例。
    《孝经》一书在汉代十分流行，从皇太子到期门、羽林之士，都要读《孝经》。(20)当时《孝经》书分古文、今文两种，今文本为郑玄注，古文本为孔安国注。《孝经》在古代影响很大，历代王朝无不标榜“以孝治天下”，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自唐玄宗御注本颁行天下，孔、郑两注并废。到了宋代，《孝经》的郑注本与孔注本已不可见。(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五《经籍考十二》据《宋三朝艺文志》曰：“《古文孝经》世不传，历晋至唐，所行唯郑氏者，世以为郑元。唐开元中，史官刘子元证其非郑元者十有二，诸儒非子元之说。天宝中，元宗自注，元行冲造疏，授学官，凡今儒者传习焉。五代以来，孔、郑二注皆亡，周显德末，新罗献别序《孝经》，即郑注者。”《五代会要》卷三亦载：其年(显德六年)八月，(高丽)遣使进《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三卷。《玉海》卷一五四“朝贡·元丰日本贡方物”条载：“太平兴国九年三月，日本奝然来献铜铃、磬、飘壶并本国《职员全》《年代纪》。又言其国多中国典籍，因出《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一卷。”原注云：“孝经即郑氏注，越王，唐越王正也。”其事又见于《宋史·日本传》。日本所献的《孝经》，是郑注还是孔注，已不可知。《古文孝经》清代回传至中国。《四库提要》说：“《古文孝经孔氏传》，旧本题汉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据卷末乾隆丙申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年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于中夏、存于日本者颇多。昔僧奝然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馀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不存于中国而存于日本，是可信的。
    据近藤春雄编《日本汉文学大事典》，《孝经》传入日本的历史非常久远，6世纪末，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中即有《孝经》由来的词句。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诏令“家藏《孝经》，时时诵读”。淳和天皇天长十年(833)以《孝经》为皇太子和皇室贵族的必修课程。(22)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先生在日本见到了“漆纸”《古文孝经》本，“纸片现存文字属于《古文孝经》中的《士》《庶人》《孝平》《三才》等四章”(23)。写成年代当在奈良时代中期至8世纪，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写本。
    就《古文孝经》而论，其源在中国，而流在日本，但是当文本佚散，源便干涸，这样，流又成源，回流故土。
    2.《史记》的传播与东亚诸国史书的编纂
    近5年来，我们一直在做一个课题，即标点校勘东亚各国的重要汉文史籍。我们已校勘出版了《高丽史》《大越史记全书》与《大日本史》。通过这个课题，我深切地感受到东亚各国的历史的记述形式——官私史籍体例上保持高度一致。这一切皆源于《史记》一书的流传与影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国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同时，对东亚诸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们研习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汉籍之一。三国时期、统一新罗和高丽时期皆重视对《史记》的学习，此后，各个朝鲜王朝进一步弘扬这个传统。《史记》既是朝鲜士子必读之书，“所讲书，必先小学，次四书，次六经，间以先贤性理文字及《史记》，年三十以下背讲”(24)。《史记》在朝鲜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地位也十分重要，朝鲜世子的学习课程中，《史记》是必读书目，即所谓的“先读《史记》，次读经书，则文理易达”(25)。朝鲜国王正祖御定编纂的《史记英选》一书，作为宣教用书，令群臣朗读背诵，(26)此例更可见《史记》对朝鲜的影响深且巨。
    由于《史记》的影响，朝鲜编修正史，“一遵史迁规制”。高丽王朝金富轼主编的《三国史记》和朝鲜王朝郑麟趾主编的《高丽史》是朝鲜古代两部官修正史，体例皆仿《史记》。《史记》何时传入日本，说法各异。一般认为，600年圣德太子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便把《史记》带回日本。《史记》传入日本后，备受推崇。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把“大王”改作“天皇”，此后“天皇”沿用至今。此外，圣德太子将《史记》的“大一统”观念引进《宪法十七条》，为其“大化改新”提供了理论依据。(27)
    日本史书的编撰，出现较早，《日本书纪》成书于8世纪，编纂形式上借鉴《史记》的体例，以天皇立卷，编年记事。编纂思想上更是借鉴《史记》中的正统思想，以说明天皇传承的合理性。日本史学史上最著名的汉文纪传体日本史，是江户时代水户藩德川光圀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此书以《史记》体例为本，自1657年开始编修，历时250年付梓。分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合计397卷。此书乃日本最重要的史籍，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分分合合的特殊关系，《史记》在越南文化中留下深深的印痕。《史记》也是越南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越南的重要史籍《大越史记全书》，体例上模仿《史记》本纪成书，该书修于后黎圣宗洪德年间(1470-1497)，全书含增补也历时200余年，共25卷，分外纪、本纪、本纪实录3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