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高丽藏》刊刻与藏经流传
    《高丽藏》即《高丽大藏经》又称《八万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历史上东亚有编纂藏经的传统，现在可见的汉文《大藏经》仍有20余种。中国的《开宝藏》始雕刻于宋开宝年间(968-975)，它是最早雕刻印刷的一部佛典总集，开创了汉文藏经结集的先河，是很多后编《大藏经》的祖本，影响极为深远。宋代的《开宝藏》雕刻完成后，皇家在京城开封专门设置印经院。刷印的《开宝藏》，除了境内流布外，还分别赠赐辽、西夏、高昌、高丽、日本、越南等政权与地区。据《大越史记全书》和其他越南史料记载，有宋一代，越南多次乞请《大藏经》，宋朝曾8次颁赐。越南请回经书后，建寺收藏。越南李太祖在顺天年间曾3次下诏，抄写经书。但是《开宝藏》早在元代就已散佚，国内今存者，仅有2种宋本残卷。《高丽藏》是覆雕《开宝藏》而成。(28)《开宝藏》刻成后，印本曾在北宋端拱(988-989)年间传到高丽；其后的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也分别在乾兴元年(1022)和元丰六年(1083)东传。高丽王朝得宋开宝初本后，即据以复刻，1025年完工，是为高丽藏初雕本。1090年又据《开宝藏》的天禧和熙宁2个修订本及契丹本加上高丽沙门义天所编《诸宗教藏总录》所收章疏典籍3000余卷，进行校勘，在兴王寺开雕《高丽续藏经》4000余卷；刻完后，和初雕本经版一同藏于符仁寺。1232年全部版本毁于战火，但印本部分保留下来。
    《高丽藏》文本源于《开宝藏》，而编纂目的也大致相同。北宋王朝所以刊刻《开宝藏》，其目的有二：“第一，通过刊刻《开宝藏》以争取获得佛陀加被，力图以此功德增福延祚。第二，用《开宝藏》对周边的信仰佛教的国家进行和平外交。”(29)当时，高丽与宋朝一样，面临北方民族内侵压力。《东国李相国集》卷二十五记载了显宗刊刻《高丽藏》的因缘：“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来征，显祖南行避难，丹兵犹屯松岳城不退，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兵自退。”元朝时，中国与日本交流基本中断，日本需要的藏经文献，基本从朝鲜获得，朝鲜半岛作为东亚文化交流支点的地位更加凸显。《高丽史》卷十六提到：“日本遣使求藏经，仍献方物。”
    宗教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文化的认同源于护国延祚的社会政治需求。宋代的《开宝藏》全貌已不得见，我们有幸可以从《高丽藏》探寻《大藏经》编纂的原初形态。应该说，后来日本许多藏经的编纂，与这部《大藏经》有文脉的联系。修编《大藏经》一直是日本文化的重要传统，如《天海藏》《黄檗藏》《缩刻藏》《卍字藏》《卍续藏》《大正藏》等等。日本的《大正藏》虽然校读不精，但由于其收经多，编排便宜，一直是中国学界的常用书。《卍字续藏》广泛收集了其他《大藏经》没有收录的佛教典籍，是对日本藏经书院所修《卍字藏》的补充。《卍续藏》由京都藏经书院出版，此藏收中国撰著数量宏富，其中多是中国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和浙宁芦山寺式定禅师提供的明清两朝佛典；1902-1905年间，《卍字续藏》曾在日本印行，流传并不广。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曾以《续藏经》为题影印了500部，在中国佛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后来日本《卍字续藏》底本被大火焚烧，日本佛教界又根据中国所藏的版本重新刊。
    4.日本五山版刻书与汉籍流传
    在汉籍之路上，汉籍的东传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谈到日本的刻书，我们就不能不谈五山版汉籍。
    蒙元入主中原之后，中国许多南方禅林的僧人不甘心居于元朝统治之下，纷纷远渡日本，一方面促进了禅宗和宋学向日本的传播，同时也将起源于中国的五山制度介绍到了日本。日本的五山制度初创于镰仓时代(1185-1333)，后来屡经变革，到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最终确定下来。他们以京都的南禅寺为天下第一山，位居各寺之上，其余的分别为京都的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诸寺。室町时代(1338-1573)，五山僧人不仅是日本知识界的代表，而且在外交领域发挥了空前重要的作用。10-16世纪，中日之间由于商船的不断往来，成为僧侣互访的海上通道，使汉籍得以源源不断地东传日本，先后出现了佛教文化和五山汉文学的繁荣。(30)
    五山版是指从13世纪中后期日本镰仓时期起，至16世纪室町时代后期，以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为中心的和刻印本书籍。从广义上来说，这一时期京都和镰仓的寺庙刻本，及一些来日的中国刻工的刻本，都可以称为五山版。五山版的出现，是五山文化事业中一个突出的伟绩。这个时期宋学通过禅宗僧侣东渐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又促使日本文化的复兴，因此，五山僧侣对宋学都有很大的兴趣，并以此提高自己的修养。当时的五山僧侣在宗教生活中，仿效宋元的学僧，接触并熟悉汉诗文，且能创作偈颂一类的禅诗。因而，这种文化环境，使五山十刹成为中世时代日本汉文化的中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山汉文学。五山版书籍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为了适应五山学僧钻研禅学与汉文化的需要，覆刻中国文献典籍的事业，便在五山十刹中盛行起来，出现了一批模仿宋元版的覆刻本中国典籍及部分日本学僧著作，逐步形成了覆刻汉籍的隆盛局面。
    一般说来，在版本学方面五山版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1)五山版覆刻的汉籍四部书中，多数是以中国的宋元刊本为底本，只有极少数是以明初刊本为底本。(31)例如，《碧山堂集》5卷，系元代释门宗衍所撰，中国国内未见其刻本，今赖五山版传世。元释英《白云集》足本4卷，不同于国内流传的3卷本。正因为如此，五山版汉籍，基本上保存了中国宋元刊本的面貌，在学术上至为珍贵。
    (2)五山版的雕版，主要是由先后到达日本的中国刻工操刀的，其中以元人居多。14世纪中叶，元朝统治日渐衰微，浙江、福建一带的刻工，常常为避灾祸而应日本僧人的邀请，赴东瀛开版。这一时期，和刻汉籍中所见中国工匠姓名，著名者如俞良甫(良、甫、良甫)、陈孟荣(荣、孟荣)、陈伯寿(伯、寿、伯寿、白寿)、陈孟才(才、孟才)、王荣、李褒、曹安、陈仲、陈东、陈尧、陶秀、赵肖、郑才、彦明等，其中又以俞良甫最著名，为日本汉籍刻书史上成绩卓著的大家。正因为如此，五山版在刻书技术上皆模仿宋元版本，有轮廓、界线、采用袋缀等特征，与中国宋元刊本几无区别。因此，大多数五山版古籍在内容、版式以及刻刊功力上，都可以与中国宋元刊本相并列，成为后世日本出版物之模范，亦可说是中国宋元刊本在日本的一个特殊的流派。
    包括五山版在内的和刻汉籍在普及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过程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宋元明刊本在中国已经残缺或失传，由于五山版的存在，这些汉籍尚能以和刻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使后世学者得以探知其本来面目。尤以入清以来，提倡考据之学，宋学受到束缚，宋明的思想文艺受到束缚，不少灭迹于中国的宋学典籍，或残存，或覆刻于日本，这就为今后宋学的研究和开发保存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