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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内源性创伤记忆时，需要在承担历史罪责和维护民族尊严之间保持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是德国人永久的记忆伤疤。它令德国人开始怀疑，种族灭绝是否也和歌德、贝多芬一样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人为了重塑国家认同，一方面勇于承担纳粹大屠杀的罪责，另一方面与纳粹严格划清界限。创伤记忆带给人们的是无法承受的痛苦，以致人们会本能地通过抑制、遗忘的方式进行自我防御。但是，压抑只会造成焦虑与不安，提取和释放痛苦体验的记忆，才是恢复内心平静的有效途径。从阿登纳政府开始，德国就坚持向以色列和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等纳粹政权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至今，德国支付的这一赔偿金已达600多亿欧元。但是，能够撼动民族文化根基的创伤记忆又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在道德上与过去保持距离，是保护民族自尊心的有益尝试。德国人承认纳粹大屠杀的事实，但与纳粹严格划清界限，将自身也视作纳粹的受害者。这一点在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的演讲中得到了充分显现，“5月8日，是我们得到解放的日子。这一天，我们都得到了解放，摆脱了灭绝人性的纳粹暴政……作为德国人，我们沉痛纪念我们死在战场、在家里死于空袭、死在监狱、死于被从家乡驱逐的同胞”{16}。德国人在勇于承担历史罪责的基础上与纳粹严格划清界限的做法，既赢得了他国的尊重与谅解，又维护了本民族的尊严，值得每一个战争加害国学习和借鉴。 在书写外源性创伤记忆时，需要在英雄记忆与苦难记忆之间掌握平衡。纳粹大屠杀是犹太人的噩梦。以色列在建国初期，为了建构国家认同，侧重于英雄主义记忆的书写。其中，以色列人把大屠杀纪念日与“华沙隔都起义”联系在一起就是最好的证明。1943年4月逾越节前夜，当德国纳粹准备把居住在华沙隔都{17}的犹太人运往特里布林卡灭绝营时，700多名犹太人奋起反抗。起义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纳粹镇压，数千名犹太人被杀，幸存者被送往灭绝营或劳动营。1951年，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尼散月27日定为“大屠杀与隔都起义日”， 1959年又将其确定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将大屠杀与犹太人的奋勇反抗联系在一起，奠定了以色列书写这一段创伤记忆的基调。奋勇抵抗纳粹暴行的英雄故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犹太人“被宰的羔羊”的懦弱形象，对于提升民族的自豪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因为渲染民族的英勇有意识地规避犹太人苦难遭遇的记述，等于将幸存者排除在国家之外，不利于增强他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8}但在这一时期，大屠杀幸存者却被全社会当作是“不欢迎的人”。幸存者的融入问题直到艾希曼审判才得以解决。通过这场审判，以色列人民一方面了解到幸存者在大屠杀中所作的精神抵抗，从而对他们产生同情与尊敬；另一方面知晓了自己的民族曾遭受的巨大灾难，使以色列人意识到犹太人只有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国家，才能避免类似大屠杀悲剧的重演。“这考验带来的不是犹太意识的一次衰落而是一次复兴，以及犹太历史的一次兴盛。奥斯维辛令他们更加坚强。”{19}我们看到，国家认同的建构中，苦难记忆的恰当运用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考验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智慧。苦难记忆一方面能够使民族成员感受到自己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产生创伤性的体验，进而激发知耻后勇的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凸显苦难记忆，而看不到这个民族在苦难中的奋斗和努力，则会使该民族看不到摆脱困境，迎接光明未来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就对过度渲染大屠杀历史悲情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我们通过将大屠杀变成犹太人标记性的体验，恭敬地接纳关于我们自身为受厌憎地贱民的定义，那将成为希特勒死后更大的胜利”{20}。英雄记忆所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苦难记忆所能带来的为国家牺牲、奉献的决心，在书写外源性创伤记忆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