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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意识三态观”看国家知识、民族教育与文化身份的关系 意识三态观由意识形态、意识生态和意识心态所构成。在民族教育中，意识形态是基于国家(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政治需要制定和确立的国家知识、政策意图、价值观和实践导向的统称，其性质是人民政府的而非官方的；意识生态是基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建立的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教育，其性质是整合的而非各自独立的；意识心态是根据文化身份培养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其性质是和谐的而非冲突的。由此看来，这三态相对应于国家宏观层面、地方(民族)中观层面和个体微观层面。实践中这三个层面又是相通相连着的，每一个层面都需要其他两个层面的参与才能实现其目标和功能。诸如，宏观政策层面的政策实施需要中观层面的制度发挥作用，而制度需要直接作用于个体才能使宏观层面的政策得到落实。下面我们先从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穿插着讨论这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一)意识形态与国家知识 在这里，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此国家知识是一种政治文本。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的最主要功能是使学生产生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感，让受教育个体都能达到政治化。为此，国家知识是怎样完成这一目标的?效果如何?这恰恰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或批判的教育社会学，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非常反感于知识与课程的政治取向，但在今天，一般意义上的学校在课程上是中立的说法多少已经过时了。作为西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概念对我们理解国家知识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作为存在于个体之外的一种思想或种种模式，不仅仅是理论性的或抽象的，更是‘鲜活的’，因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套表象和行为，这些表象和行为与思想一起组成了影响人们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具体社会关系的那些标准”。[7](P.240)在民族教育中，我们在选择什么知识可以成为国家知识方面，是有着严格的政治标准的，知识一定要符合“一体多元”的政治格局和“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课程的设置和实施要能在学校这一层面上满足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需要，让受教育的民族成员在表象和行为上与思想(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既培养了对国家的认同又能真正产生爱国主义情感。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为了团结、稳定和统一，通过民族教育而采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教学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二)意识生态与民族教育的建构 相对于意识形态，意识生态主要指文化意义上的多样性、互为性、依存性和整体性。从历史上看，在我国不同地域(空间)中生活的群体组成的各个民族，并不是彼此隔绝的。长久以来，各民族之间就是一种不断交往、相互学习、相互依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甚至无法分割、荣辱与共、多元共生的关系。正因如此，每个民族都认同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文化表述、地理表述、历史表述。民族教育就是根据这一表述建立起来的，最初的设计理念是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吸收国家知识、科学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培养“双语和双文化”的民族人才。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不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实施民族教育时也出现了不同民族之间在普及与提高上的差距，而且各个民族之间发展上的差距(不论是在经济上的还是教育上的)都会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和谐。如今，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对于民族教育来说，这是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科学配置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从而推进民族教育全面发展的一种意识生态观。为此，在“一带一路”的意识生态观背景下，民族教育的重构迎来了最好的时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国家普惠性政策开始向民族教育倾斜；特殊政策也在跟进，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学前教育阶段基本普及两年双语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普及双语教育，在有条件的民族地区推进民汉合校，在内地民族班探索混班教学，等等。这些都为民族教育的重新建构拉开了帷幕。 (三)意识心态与文化身份 意识心态是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意识表达，它在政治上反映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文化上反映着民族或群体特有的意识生态，在意识形态和意识生态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自我持久的文化身份。过去，民族成员的文化身份主要在家庭和族群内形成，其认同具有狭隘、闭塞、族群中心、排外的特征，因此是本质论的。如今主要在民族学校中培养和建立起不同民族学生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是历史的、包容的、开放的、整合的，是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的文化身份。[8](P.215)这就决定了现代学校教育在文化身份的培育中，一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不同民族的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从每个民族成员的意识心态中去除种族本质论和中心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特别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意识生态观，从心态上认同中华民族是各民族成员共有的文化身份。只有树立了这样的文化身份，民族团结才有可能；“一带一路”的协调与共同发展才有可能。中华民族强大了，才有可能帮助邻国和周边地区实现“一带一路”的宏伟目标，才能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由此我们说，民族教育在这方面应当建立常态化机制，其政治目标就是民族团结，文化目标就是培养和建立所有受教育者维护民族团结的文化身份。换句话说，民族教育一定要让全体受教育者学习领会与贯彻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与维护多民族一体的意识生态，形成正确反映和表达意识形态、意识生态的意识心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