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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官高配，集中使用 锦衣卫将军是宿卫皇城的核心力量，向来“自为一营。遇下班之日，照例操练，从管领侍卫官提督”(85)。明人著作中曾提及锦衣卫下设有“将军一所”(86)，似乎侍卫将军是独立编制。但从个案资料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如北直隶唐县人马庸，洪武“十六年并枪，充锦衣卫中所将军”(87)。南直隶宜兴人杨荣，洪武“二十七年选充锦衣卫中所将军”(88)。崇祯四年六月，“锦衣卫上中所管班千户董继化呈，称上伍大汉官林国隆于崇祯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病故”(89)。可见，至少锦衣卫中所和上中所中有将军存在。另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锦衣卫)侍卫将军、千百户、总旗等，于中后所支俸食粮。凡文移，用上中所印信。”(90)中后所如果没有将军，似乎没有理由在该所支俸。 综观诸家史籍，锦衣卫在不同时期下辖有14个千户所和18个千户所两种说法，但从未出现将军所的记载。从上述个案来看，侍卫将军应该是散布于锦衣卫各所，但集中训练和使用。明代的军事体制在大部分时段内实行训练和实战分离，卫所的主要任务是日常训练，战时则从卫所中按实际需要抽出部分或全部兵力，组成负有不同职责的“营”，统一指挥使用，后者常常被治军事史的学者称为营兵制、营哨制或镇戍体制等。永乐年间因不断北征形成的京营，最初也是这一体制的产物，只是因故被长期保留下来而已。锦衣卫侍卫将军个人分属不同的千户所，以将军营的名义集中使用，大体上符合营兵制的特点，区别仅在于他们不执勤时并不返回各自的千户所，而是照旧集中在一起。这一特点和京营军士颇有类似之处。 将军独立成营，每天侍奉在皇帝左右，其军事主官必须绝对忠诚。明朝遗民方以智曾这样概括： 宿卫大仗则属于锦衣卫大汉将军，以一驸马领之。红盔、明甲将军，以一勋臣领之。此正似唐千牛卫所掌耳(91)。 名臣王鏊也曾云：“故事，上直诸将军以驸马都尉一人领之。”(92)驸马是皇帝至亲，其富贵荣华都来自皇室，忠诚度自不必怀疑。但从相关记载来看，这一说法似乎并不准确。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即位不久的宣宗升赏锦衣卫官员，“命指挥佥事毕盛仍管将军，带刀上直”(93)。按明制，佥事作为卫指挥使的佐官，常与其他同知、佥事分别兼管一个千户所。将军营编制虽然超过千户所，但在锦衣卫总兵额远超一般卫所的情况下，由一个指挥佥事统领，符合相关制度。可见，至少在明朝前期，明廷对将军营的主官没有特别的安排。 正统十四年(1449年)，将军营的主官层级发生变化。九月，“令升都指挥佥事张为都督佥事，专领护驾将军”(94)。张是皇亲，永乐帝驾崩后，张受命出任长陵卫指挥使，专职为朱棣守陵，后于正统十三年正月升职为“都指挥佥事，于锦衣卫带俸”(95)。次年九月越级升为都督佥事时，正值英宗“北狩”、景帝新立、瓦剌军进犯北京之际。乱局当中更要维护好皇帝的安全，以都督佥事身份统辖将军营，有利于及时获取必要的军事资源，而其皇亲身份，应该也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一个原因。 天顺四年(1460年)九月，明英宗发现“守卫大汉将军所披明甲多锈敝”，“怀宁伯孙镗、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颙皆提督官，遂自劾请罪”(96)，可见天顺年间的将军营已经由勋臣统领。 笔者所见第一位主管将军营的驸马是樊凯。樊凯主管将军营开始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十二月。当月，“命驸马都尉樊凯领将军，宿卫”(97)。正德三年(1508年)十一月，樊凯奏请兵部审验大汉百户宋锦是否“病狂”，宋锦予以否认，“兵部覆请行法司鞫问。得旨：文达等并锦，锦衣卫俱执送镇抚司考讯……既而罢凯不用”(98)。数日后，武宗“以驸马都尉游泰管领大汉将军，宿卫，兼率……侍卫带刀、勋卫等官”(99)。可见，樊凯管领将军营的时间长达20余年。不过，按“实录”记载，弘治十一年(1498年)永康侯徐锜曾“管围子手、大汉将军，侍卫”(100)，那么樊凯在弘治年间应该一度没有参与将军营事务的管理。另外，成化十八年(1482年)正月，怀宁侯孙泰曾“权管锦衣卫将军”(101)。可见，在成化至正德年间，将军营的主官并未完全被驸马们把持。 在游泰之后，驸马邬景和、谢诏、许从诚先后统领将军营(102)。王世贞认为这是驸马地位下降的标志： 永乐间，驸马李让、袁容俱镇守北京，仍理行府都督事。王宁镇云南。沐昕初同襄城伯李隆守备南京，至正统间革，犹与赵辉俱掌南京都督府。自后所掌，惟宗人府及领侍卫将军、力士而已(103)。 驸马地位是否下降需另外讨论，但不论是驸马还是怀宁侯等勋臣，都显示出明中叶将军营的主官层级较景泰时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驸马管辖将军营的状态在万历年间发生变化。万历十一年(1583年)，神宗出宫谒陵，“命镇远侯顾承光同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恩统领带刀府军等卫官三十员，大汉将军三百名，随直圣驾往回”(104)。两年后，“管领大汉将军、镇远侯顾承先[光]，管理红盔将军、武进伯朱世雍……皆以五年军政考察，自陈不职”(105)。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管理禁兵成国公朱应槐奏大汉将军百户周尚儒托病误直及侵克月饷、布花等事”(106)。可见，此时将军营的主官已变成勋臣。驸马万炜还曾对此提出异议：“管理将军，原系驸马。今屡推侯伯，乞仍如祖制。”(107)不过章下兵部后就没了下文。但据上文曾引用过的档案资料显示，至迟到崇祯四年时，万炜已经是将军营的主官。 驸马作为皇亲，自然值得信任，但并不一定具有出类拔萃的军事才华。他们长期担任将军营的统领官，甚至邬景和、谢诏等直到去世才自动离任，说明将军营的禁卫职能已经严重弱化，基本已沦为“充朝仪”(108)的仪仗兵。 5.将军的待遇 明初重视维护等级秩序，对礼乐、服饰有严格的规定。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明廷申严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纱帽外，遇雨许戴雨帽，公差出外许戴帽子，入城不许。其公差人员出外者亦如之。将军、力士、校尉、旗军常戴头巾或榼脑，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员、民人常戴本等头巾(109)。 三年后，明廷又对靴子的标准做了规定： 文武百官并同籍父兄伯叔弟侄子婿及……将军、散骑舍人带刀之人、正伍马军并马军总小旗、教读大诰师生许穿靴……校尉、力士遇上直，乐工当承应，许穿，出外不许(110)。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将军在服饰方面的待遇明显比平民百姓要高，在靴制上甚至和下级军官持平。 由于体制原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不宽裕，官员俸禄、军士月粮的标准因此都定得很低，且时常不能足额发放，需要本折兼支。相比之下，将军们的待遇要好得多。“锦衣卫将军，月支米一石五斗”(111)。“洪武十九年，本部题准：锦衣卫将军，月支本色一石，余折钞。旗军、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小者，月支本色米六斗，无者四斗五升，余折钞”(112)。三年后，明廷又规定：“锦衣卫将军、总小旗每月添支粮五斗，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小者四斗，无者一斗五升。”(113)至此，将军的月粮已经是全支本色米，不再改折发放。不仅如此，“锦衣卫将军、旗校、士军、各卫达官勇士，俱常食京稉。镇抚司匠役、各卫所官军，二月食通粟，八月食京粟，其余月份常操，食京稉，歇操食通稉”(114)，将军在本色粮米的质量及领取距离上，也明显优于一般京卫军士。 为方便禁卫军士饮食，明廷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皇城四门设厨房，“各设恩军，为守卫军士做造饭食”(115)。侍卫将军的饭食则由负责大内饮食的光禄寺直接提供，“光禄给侍卫将军食，出洪武旧制”(116)。 此外，明廷还有不时之赐。如建文四年(1402年)，“赐锦衣卫侍卫将军王翔等四百余人钞各五锭”(117)；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给将军、校尉、卫士衣鞋”(118)，等等。 为了仪仗排场，弘治十三年(1500年)明廷下令，凡锦衣卫大汉将军、千百户，“每年给红纻丝、纱罗衣各一件，自行裁制，于直房内大柜收贮。遇圣驾看牲、郊祀、圣节、正旦、冬至、时享太庙穿用，余日不许”(119)。有特殊需要的侍卫将军，还可以申请增加薪俸。如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锦衣卫中千户所试所镇抚路贵“原以躯干长大，充将军。至是升镇抚，自陈月米一石不足养赡”，景泰帝“命月给俸本色米二石”(120)。 由官方免费提供仪仗服装、设备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南明。如隆武政权时，“上命锦衣卫堂上佥书陈绩选大汉将军二十人以备郊天大礼用，月给米三石。红盔、红甲、快靴、服色、铜金瓜锤仪仗，俱着工部制造”(121)。此时的大明政权已经瓦解，南明政权处于半流亡状态，大汉将军的月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许多，说明在隆武帝眼中，维持礼仪排场比节省财政开支重要得多。 明廷给予侍卫将军最大的优待，是可以在没有军功的情况下循资历升职。永乐二十二年九月，新即位的仁宗晓谕兵部尚书李庆：侍卫将军赵信等人“侍皇祖、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壮入侍，自首不沾一命，人情谓何？可阅其历年久者，明旦引来”。于是，赵信等128人都被授予百户职，补外卫缺，且都是“善地”(122)。 成化初年，明廷明确规定：“侍卫二十年退闲者，冠带荣身。”(123)成化十五年(1479年)，又“令侍经筵八年者，授试百户，五年实授。凡千百户，照品给俸。其余月支米二石”(124)。此制确定后，锦衣卫将军吴秉彝等10人在成化十八年十二月“俱以带刀侍卫及随侍经筵，援例陈乞升职”。不知何故，宪宗没有马上按新规定执行，而是“令检查正统年间事例”，结果发现“其时不拘年限，俱得升授”。于是宪宗下旨，准许吴秉彝等四人升试百户，“郭纪等满五年之期，许如例。后须待八年以上，方许奏闻升授”(125)。仅仅过了三年时间，就把试百户实授的时间延长到八年，估计是宪宗已经意识到允许侍卫将军轻易获得低级军职，对现行武官晋升制度的冲击过大，不利于稳定军心。 尽管调整了制度，但仍不时地法外开恩。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年底，新即位的孝宗仿效前朝，“命大汉将军、锦衣卫中千户所试百户赵宁等三十一员俱实授，以侍卫年久也”(126)。又如隆庆二年(1568年)，穆宗在册立太子时下恩诏：“大汉将军侍卫二年半以上者，给与冠带。四年半以上者，授试百户。将军侍卫二十年以上者，亦俱冠带荣身。”(127)明熹宗即位时，又进一步放宽年限，“大汉将军侍卫二年以上者，给与冠带；已冠带又历四年以上者，授试百户；年及五十，侍卫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役、退闲，俱与冠带荣身”(128)。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大汉将军张江、徐应举、苑应文上奏，称其“于万历四十二年五月内投充，于天启七年八月内初一日蒙兵部等衙门会同科道等官选中大汉将军，题补大汉名缺。臣张江顶高朝佑，臣徐应举顶郭世敬，臣苑应文顶郑应科历役。扣至崇祯三年七月止，连闰实历二年，例应请给冠带”(129)。张江等人能在服役两年后即申请冠带，显然是受益于熹宗的诏令。即位、册立太子等特殊时刻发布的诏书，名义上只是临时性的恩赏，但因出自圣谕，同样变成了后世依据的旧“例”。 对将军的优待不仅针对本人，也惠及家属。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顺天府知府张宪奏准：“将军、力士、校尉原无优免户丁事例……今顺天府人户凡充将军、力士、勇士、校尉者，俱不应差役，故平民多用计投充将军等役……凡将军、力士、校尉及投进将军，止许免户一丁。其原籍户下人丁不许一概优免。”(130)据此知，将军本来不享受户丁优免，但至少在弘治年间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优免待遇。张宪的建议固然可以减少优免人数，但客观上却使将军的优免权合法化。隆庆二年，顺天府府丞何起鸣在奏疏中提到：“本府所属州县官户丁粮，俱照嘉靖二十四年事例，照品优免。其隶籍禁卫者，将军准免二丁，校尉一丁。”(131)可见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侍卫将军优免户下人丁的数量又增加了一个。 弘治十二年(1499年)，明廷批准户部的提议，“顺天、永平府各属……自今请计亩征租银。腴地每亩岁征银一分，瘠地半之，以备供用。若勋戚大臣、京官、方面、锦衣卫官家，免地百亩。各卫并将军、校尉、勇士及府官以下听选官、监生、生员、吏典之家，各免地五十亩”(132)。将军家属因此又获得了部分豁免租银的优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