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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人文化心理与脆弱的民族认同 近代国家产生的重要前提是民族认同的形成，民族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地域认同，种族认同，历史认同等多个方面。在民族认同基础上，民族国家得以产生，近代国际关系得以展开。澳大利亚由英国移民主导，形成了“主流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二元等级体系，从而造成种族文化的对立，阻碍了深度的民族融合和广泛的民族认同的形成。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各殖民州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排斥有色人种，形成了所谓的“白人文化认同”，为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提供了文化基础。“白澳政策”的推行即是这种认同的“历史成果”，但这种认同是基于肤色、血统，形成的是母国文化认同，是追溯性的认同而不是民族融合的产物。 那么澳大利亚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地缘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澳大利亚的地缘困境不仅是地理上的断裂，更是文化上的孤立。作为欧美文化体系中最接近亚洲的大国，澳大利亚被岛国环绕，文化上的破碎状态很难形成抱团之势。相反，近在咫尺的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地区文化上成熟稳定、交流频繁，对外具有强大的同化力量。澳大利亚奉英国文化为母文化，自诩为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但与英国远隔重洋，文明自信与文化孤儿之间存在有微妙的心理落差。澳大利亚白人必须面对这种文化挑战，但却很难支撑这种文化使命，在由“远东”向“近北”的地缘认识转换中，白人文化优越论和人口上的劣势使得这种转换最终演变成一场地缘悲剧。历史上，先进文化被落后文化的同化并不鲜见。澳大利亚白人面临着所谓的“先进文化”被“落后文化”同化的危机，导致文化心理畸形，他们发出了“黄祸”、被亚洲人口“淹没”的声音，最终发展成为单一文化偏好并开启了文化排斥的白澳时代。 战后澳大利亚失败的文化重构过程造成了新的文化歧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拙劣表现给信心满满的澳洲人当头棒喝，战后大英帝国势力的衰败使得文化优劣论越来越失去生存土壤，澳大利亚白人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被扫荡一空。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轰炸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事实表明，澳大利亚的安全系于亚洲，“近北”观念深入人心。不幸的是，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若“洪水猛兽”的政治宣讲又造就了新的“红祸”论，这种“红祸”论不再局限于种族肤色，它与政治制度糅相结合，制度斗争成为种族主义生存的新土壤。两极对峙、制度对抗又使得澳洲人找到了新的文化优越感，在充当美国“锚”的角色中，澳大利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适价值推崇备至，这些普适观念是澳大利亚人容易接受的，也是亚洲国家的人，特别是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和不信宗教的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所缺失的，它给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加入了政治制度因素和普适价值观念因素。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些因素并没有消亡，反而由于世界上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放大了澳大利亚白人固有的文化忧虑。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欧洲的种族动荡和中东的民族冲突等等都促使精神敏感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排斥多元文化政策，回归种族主义的文化心理。⑥ 经济转型进程不畅为这种文化心理拓展了“群众基础”。战后亚洲国家的普遍繁荣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澳大利亚政治家疾呼“融入亚洲”，唯恐错失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普通澳大利亚人在这一痛苦的转型中倍感生存艰难，一些不法分子把这种艰难归咎于亚洲移民的经济压迫。宝林·汉森(Pauline Hanson)组建的“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就宣扬排斥亚洲移民，使澳大利亚回归“纯净”。汉森依然强调文化、国家和民族，而这几条没有一条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缕清了的，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在新时代的体现。汉森把矛头对准特定的亚洲移民，正中澳洲人的下怀，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她在澳洲政坛上多次死而复生就是“新种族主义”生存基础的最好证明，所以也有人指出：“她的政党的出名反映了(人们)更深层的态度，对自由市场产生了破坏。”⑦而政治上，澳大利亚政府对“新种族主义”缺乏警觉，甚至默许种族主义存在和发展，助长了它的泛滥。在1996年和2007年，“一族党”两次兴起之时，霍华德政府均对其采取放纵态度，以“没有建设性意义”为由拒绝对“一族党”运动进行谴责。2014年，汉森成功入选澳大利亚参议院，这反映了多元文化主义在澳洲的式微和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脆弱，更突显了澳大利亚在民族融合问题上的先天缺陷，澳大利亚白人没有与其他族裔充分融合，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