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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洲华人的文化融入 在移民社会，外来族裔与本土居民天然地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族际关系紧张成为普遍现象。如何处理少数族裔与主流群体的关系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思，希望通过一套理论体系解释移民社会中少数族裔的文化际遇。在诸多学术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同化”论，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E.Park)，他引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以“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范式解释外来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遭遇，认为外来移民的最终归宿是被主流群体同化。(21)“同化论”得到诸多学者响应，社会学家弥尔顿·戈登(Milton M.Gordon)则在此基础上具体描述了外来移民在美国被同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盎格鲁一统化(Anglo-conformity)；第二阶段称为“熔炉”阶段(the melting pot)；第三阶段是多元主义化(cultural pluralism)。(22)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外来移民文化中形成了强大的美国价值内核，族裔文化只是繁荣的枝条，“美利坚”才是粗壮的树干。戈登的理论为后来的多元文化理论的兴起奠定了分析基础。 加拿大国王大学的贝里教授(John W.Berry)提出了一个分析移民与主流文化关系的二维模式，他把少数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态度细分为四种(见图1)：同化(assimilation)、孤立(separation)、融合(integ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并分析了各种态度可能造成的结果。(23)与“同化论”相比，贝里的理论虽然仍以主流群体的文化优势为分析前提，但是已经不再把少数族裔的被同化和文化消亡作为移民社会族裔融合的唯一结果，而是出现了“融合”这个新选项，贝里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支持。 就海外华人而言，学者们日益倾向于用更开放的态度和新的思维方式审视海外华人的文化生活。王赓武教授解释道：“‘同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接受共同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现代的、先进的、进步的思想、进步的价值观。”(24)有学者开始用“混杂性”(hybridity)而不是“同化”来描述海外华人的文化体验，并且坚信：“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种族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带来两种或更多的族群文化的联合，但这不一定导致文化同质化。这个文化冲突的过程导致新的认同和归属的可能。”(25)马来西亚籍华人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Tan Chee-Beng)则主张用涵化(acculturation)来形容这一进程。(26)理论上的不断完善为我们分析澳大利亚华人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指导，而在澳华人的文化实践更有助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文化融合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白澳政策”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备受歧视，谈不上文化融入问题，直到多元文化政策实施之后，如何处理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才日益成为华人面临的主要文化挑战。总结澳洲华人多年的文化实践，笔者认为当代华人在文化融入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处理好文化传承和文化忠诚的关系。海外华人普遍存在一种文化警觉，这是由族裔文化经历造成的。澳大利亚华人经历过被孤立、被排斥、被迫害，也曾经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甚至多元文化政策实行后，对华人的歧视也时时发生，种族偏见对华人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族裔经历促使华人认为：在海外生存，族裔团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族性的传承和发扬至关重要。虽然当代华人的生存环境不断改善，很多人“落地生根”，但华人的文化心理是警觉的，其表现是一遍遍地强调族裔认同，强调“华人性”(Chineseness)。王赓武教授还提出：“海外华人对华人性的强调也是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和华人海外影响的增大而逐渐加强的，并把华人性作为海外华人的一种凝聚方式和安全保障。”(27)随着近年来澳洲华人实力增强，有关“华人性”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华人在提出族裔文化传承时往往忽视文化忠诚问题，这使得一些人对华人的文化忠诚产生疑惑，把它看成一种具有孤立甚至分离倾向的群体主义(groupism)，这反而使得“华人性”成为横亘在华人与其他族裔，特别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之间的一种文化藩篱，给华人融入带来诸多现实困难。 著名文化学者洪美恩(Ien Ang)女士以2011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议会(Chinese Community Council of Australia)的开会情景为例评价了这种族裔观念，认为：“由于这种(华人性)推理的广泛流传，会议组织者没有就他们面临的问题给出中肯的答案。……我认为前进的决定步骤应是对这种群体主义的批判，它使得‘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被固定下来。”(28)她甚至认为“坚持以‘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华人’把他们与‘澳大利亚人’(基本可以说就是白人)对立起来，把他们自己排除在澳大利亚国民形象之外。”(29)更有学者指出这种群体主义“把保持鲜明特性、对内团结一致和对外界限分明的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要素、社会冲突的首要因子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30)陈志明教授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华人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都已远离大中华的种族认同。他们可能仍旧是华人，但只是作为国家社会中的一个族群，而不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一部分。”(31)如果忽视了对文化忠诚的表述，华人族群文化的自我强化对民族融合并不有利，这与白人强化自身文化的主导作用不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是一个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