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制度缺陷与民族建构的困境 1972年“白澳”政策废除后，种族优越论失去了法律依据，澳大利亚各民族的关系开始了重构过程。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指引下，澳大利亚政府从法律上确立了族裔平等原则，特别强调文化多样性，每个民族都有保持和传承自身族裔文化的权利。 1973年的《格拉斯比报告》(Grassby Report)直接推动了澳大利亚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在阐述其观点时，格拉斯比认为，随着更多的国际移民的到来以及澳大利亚年轻人比例的增加，一种新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预示着这个国家正走向成熟，“这些事务的逐渐兴起，反过来促进了一种‘新民族主义’的成长……同样，迄今为止在吸引不同背景的人们方面我们已经建构起一种国民意识，让我们有信心通过移民不断地加强和丰富我们社会面貌。”⑧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娜-玛丽·乔登斯(Ann-Mari Jordens)认为这实际“把移民安置和公民归化融入结合了起来。”⑨但是显然在再造公民共同价值观方面，多元文化政策并不积极主动，而是希望通过为移民安置提供便利和服务、维护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平等公正等间接手段自然而然地培育国民意识。实际上，政策的规划与实现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结手段，多元文化政策的理想主义很难落地生根，这是多元文化政策的重要缺陷，也是多元文化政策不能有效抗衡种族主义思潮的原因所在。 在多元社会，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战后移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区与英语区之间就因此而争斗不休。加拿大是最早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但是在多元社会的发展演变中同样面临着族群间“虚假联合”的问题，这种现象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⑩美国的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大致相似，“美利坚”民族虽是一个新的民族，但受它融合的主体部分依然是欧洲族群。美国社会虽有强大的“熔炉效应”，但是非裔、亚裔等少数族群并不能完全融入，在很多方面依然受到排斥和歧视。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由政府主导，自该政策颁布之后，澳大利亚政府付出极大努力，试图在多元文化主义基础之上塑造澳大利亚公民的共同价值观。同时，成立多元文化委员会和国家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不断摸索完善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多元文化政策。1996年“一族党”运动兴起后，多元文化政策出现危机，针对这种情况，在1999年的报告中，澳大利亚国家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主张在保障公民民主和平等权利、原住民和解，各族裔相互尊重，增强移民融入，扩大社会文化和经济多样性，明确多元主义的概念和权利义务、培养多元主义政治领袖等方面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11)但正是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弊病。该委员会依然没有把多元文化主义与白人文化中心思想区分开，并特别强调澳大利亚要继承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文化遗产，在澳大利亚文化中给予其特殊的地位。该委员会的观点实际代表了一大批澳大利亚人的认识，他们认为白人是澳大利亚主体人群，澳大利亚文化理应是以白人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如果白人文化失去了主导地位，那么澳大利亚将面临文化危机。主体文化群的主导性与少数族裔要求的多样性之间出现的文化裂隙，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陷入两难困境，这也使得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效用受到限制。 在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40余年里，种族歧视问题的持续存在其实反映的正是这种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与斗争。所以种族问题专家贾亚苏里亚(Jacqueline K.Nelson)认为：“在对种族主义批判的同时，有必要同时对多元文化主义、文明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进行反思。”(12)有学者对多元文化政策的效用深深忧虑。“像种族和解和多元文化政策这样的措施仅仅是向澳大利亚深厚的种族主义历史清算的开始，欲清算它的深层影响还需更多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2年，反种族主义议案大部分局限于种族和谐议程，这种架构对宽容有用，但基本没有动摇种族主义的根基，对当代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活动也影响甚微。”(13) 从实践角度来看，多元文化政策无法有效调和族群(ethnic)和民族(nation)的关系，“当作为公共政策时，多元文化主义代表着促进移民的融入，它同时激发了把人们划分为有明显差异的族群的思想。”(14)这是多元化必然带来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了管理和政治上的便利，制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常常视种族集团为平行的而不是多层次的，并且当实施基于文化的根本差异的权利时，很多管理者和少数族裔领袖倾向于固化这种分类。……国家权力机构和主流群体把这种凝聚力和同质化的责任归咎于甚为不和的族裔，阻止少数族裔和阶层分裂和新群体产生。”(15)因此，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推动各族裔的尊重和融合，反而形成了极端的两派：一派认为多元文化政策鼓励文化多样性，特别强调保护本族裔的传统文化；另一派则对多元文化政策持批判态度，认为它鼓励文化分歧，实际否认澳大利亚存在民族认同的可能性。(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