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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贫困 一是资本供给严重不足。市场形成依赖于一定数量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人口来支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人口规模小、密度低，规模报酬递增程度低，降低了其发展能力。加之，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税基弱，地方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居民和企业储蓄有限、资本外流，发展所需资本供给不足，对外依赖程度高。受市场经济资本趋利性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资本弱化更为明显。单纯依靠市场竞争，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很难吸引优质资源。二是社会资本匮乏。人口较少民族的交往多局限在邻居等熟人社会，交往范围窄、交往对象简单、社会参与度低[3]41；此外，人口较少民族外出较少、足不出户，出行多集中在村、乡一级，接触外界信息少，社会资本单一、匮乏导致了贫困。三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升农业产业化、促进脱贫的有效渠道。2014年，全国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中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8 330个，成员人数11.9万人，但参加合作社的比例仅4.36%，人口较少民族的农业生产主要采用传统小户形式，农业规模化程度低。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相对封闭，开放程度和文化交融程度低，有的甚至与外界隔绝，落后简单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贫困的生活使其养成了浓厚的自然经济意识，形成了安守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听天由命的宿命感，养成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不强[4]。 (三)能力贫困  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是能力不足而非收入低下[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识字率、营养状况、预期寿命、贫困母亲健康以及可预防疾病来度量能力贫穷[6]。一是受教育程度差。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自身能力和获取职业晋升有着高度关联性，低教育水平从根本上制约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贫困”常常导致“收入贫困”。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7]：  ，本文将受教育层次分为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共7个等级，分别赋值0、6、9、12、14、15、19年。从表2可以看出：门巴族、珞巴族、德昂族、撒拉族、布朗族、保安族、怒族、独龙族、景颇族、阿昌族、普米族、基诺族、土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毛南族、仫佬族、裕固族共18个民族的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8.8年)。以义务教育年限是否达标为标准，28个民族人口20～24岁年龄组不达标的有8个民族：怒族、景颇族、保安族、珞巴族、布朗族、撒拉族、门巴族、德昂族。 二是文盲率高。文盲率指15岁及15岁以上年龄文盲人口占相应人口的比例，是一个衡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逆向指标。2010年，28个人口较少民族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为6.64%，是全国平均水平(4.88%)的1.36倍。15个民族文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88%)，其中10个民族超过10%，甚至门巴族(36.14%)、珞巴族(31.13%)、撒拉族(24.13%、)、德昂族(21.39%)；从2000-2010年，德昂族文盲率增加了0.14个百分点，应引起重视②。 三是劳动力负担程度高。抚养比(即抚养系数)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负担的抚养人数越多，抚养负担越重。计算公式为：总抚养比=(未成年人口+老龄人口)/劳动力人口=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其中劳动力人口指15～64周岁，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和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28个民族的平均总抚养比3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28%)和汉族(33.64%)水平。21个民族的总抚养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28%)，排名在前三位的是珞巴族(54.12%)、保安族(54.01%)、撒拉族(51.39%)，50%以上的总抚养比意味着每个劳动力平均至少要养活2个人。少儿抚养比排名前三位的是珞巴族(47.89%)、保安族(45.01%)、撒拉族(43.2%)，这与总抚养比排名前三位的民族相同。老年抚养比排名前三位的是毛南族(12.55%)、京族(11.31%)、俄罗斯族(10.65%)，均超过10%。可支配劳动力是决定家庭经济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家庭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数量少，消耗财富的非劳动力数量多，“一多一少”造成了贫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