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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贫困 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人口较少民族信息传播渠道狭窄、信息严重不对称等突出问题，由此形成了信息贫困。一是信息化指标低。2014年，2119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中35.4%的行政村未通宽带、7%的自然村未通电话、5.8%的自然村未通广播电视，拥有电脑的户数仅为12.8%。二是信息化利用水平低。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特色优质农产品难以找到销路，导致大量好产品卖不出去好价格。三是农村信息队伍不稳定。本研究问卷调查显示：高达45.4%的受访者不清楚“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统计监测数据”，并存在统计监测数据报送口径不一致、数据精准度不高、报送时间不及时等问题，尤其是乡村两级数据的收集、报送工作进展不力，缺乏对数据的科学分析与运用。调研发现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无专职干部负责统计工作，很多干部不具备使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统计监测系统”的能力，亟需加强培训。 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异质性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各地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民族文化大不相同，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由此造成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异质性。其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成本、发展水平的差异化与不同步。 (一)发展基础不同 新中国成立时，人口较少民族社会发育程度差异大，几乎包括了各个社会发展阶段(见表3)。如珞巴族、赫哲族等10个直过民族未经历民主改革，直接从原始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社会；门巴族仍保持农奴社会的特点。这些民族因未经过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发育程度偏低，受历史传统影响较深。新中国成立后，人口较少民族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虽然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发生了改变，但许多民族的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过程中，人口较少民族在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应变能力上显得极不适应，并导致市场适应能力差、自我发展潜力低、发展速度慢。一些民族从事渔猎业、畜牧业、原始农业，其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较为原始，群体规模小，知识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较低，比起那些以集约农业为主，或工商业有一定基础的民族而言，要顺利实现转变则更加艰难[8]6-7。改革开放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与全国相比，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低，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资金、人才等在市场机制下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原有的资源优势也逐渐消失。因此，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其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基础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着今后发展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