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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走廊内部的多重边界与文化分区 地理环境决定论把人类社会的文明类型及其差异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刻意强调地理界线而忽视了文化的流通。在中国区域研究中，根据地理环境及其对应的相关文化特征进行区域划分，比如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等。20世纪海外中国研究的“华南学派” 与“华北学派”，其实就是一种区域研究流派。把民族走廊作为区域的研究，已有一批学者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探索。“藏彝走廊” 研究的热潮一波接一波，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的研究也在“步履后尘”，这些走廊地带的研究，也为区域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视野。田阡指出：“民族走廊概念的提出，为跨民族分布地带的跨区域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单位与研究视角。”[6]关于跨区域和跨民族的研究，显然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集的研究范式，河西走廊就是青藏高原文化、蒙古高原文化、新疆绿洲文化、黄土高原文化，这四大文化类型的交集。[7]尽管这些有影响力的文化圈在河西走廊交融汇集在一起，但还是都出现了各自的边界，使得河西走廊成为多重文化的边界，当然也可以归入学界所说的“藏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蒙边社会” 的范畴。在一个多重边界地带，自然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与复合的特征，而且多元文化也是以不规则的形式蔓延，其分布格局总是与自然地理环境关联在一起。某些民族文化一旦进入河西走廊，就意味着已经远离了自己所属文化的“中心地”，但其还是不愿放弃他们自己所属的文化。由于历史上不同王朝国家对河西走廊绿洲社会的经营，在不同游牧圈之间中出现了零零星星、面积大小不等的绿洲。 在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体系” 中，河西走廊充当过“夷夏” 的边界，或者说属于“胡汉”的边缘。关于这一点，王明珂有所论述： 青海河湟地区、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辽西地区的游牧化，是整个北亚游牧世界形成的一部分。在这人类生态变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农业与畜牧的不兼容以及因此造成的资源竞争，使得定居与移动、农业与牧业逐渐成为人群分别“我们”与“他们”的重要依据。[8] 河西走廊位于河湟地区与鄂尔多斯之间，这一生态边缘地带形成了农耕一游牧分界，相应地出现了“自我一他者”的族群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也是西域地区的延伸地段，就地理环境、气候特征来说，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很是相像，比如具有绿洲农田、戈壁草原，高山草原等。正因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于河西走廊的经略，使一个游牧地带出现了农耕文化，也在高原游牧和草原畜牧之间出现了由一些大小不等的绿洲构成的带状农业区域，也就出现了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 就语言圈来说，河西走廊是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一条分界线，在大语系内部又有各自所属的语族。就阿尔泰语系来说，一般认为包括满一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同样，汉藏语系一般分为汉语族与藏语族。河西走廊也充当了这些语族的分界线，也就是说突厥语族、蒙古语族、藏语族、汉语族等民族的分界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汉语族的民族(包括汉族、回族与其他民族)正好嵌入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的民族，以及汉藏语系藏语族的民族中间。明清以来，在河西走廊形成了蒙古语族圈，当然，蒙古语族圈一直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在笔者的调查中，即便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河西走廊的戈壁地区还有一些游牧的蒙古人，后来这些蒙古语族的民众集合在一起，主要分布在现在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今天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白银蒙古乡，甘州区的平山湖蒙古族乡等。其实就蒙古语族而言，不仅仅是蒙古族民众，东部裕固语也属于蒙古语族，又形成了一个次级蒙古语族圈。同样，在河西走廊分布的土族语言也属于蒙古语族，在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部分土族，形成次级了蒙古语族圈。河西走廊内部也分布着突厥语圈。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西部裕固语地区成了一个突厥语族语言圈，同时，在河西走廊的哈萨克族地区形成了另一个突厥语族语言圈。藏语族的民众基本上是从青藏高原蔓延到河西走廊的，也就是说，把这些语言圈可以看做是青藏高原藏语圈的延续，但是由于地理原因，这些藏语圈呈现出一种半隔绝的状态，因为他们所属的一些藏语圈基本脱离了青藏高原藏文化。在河西走廊的天祝藏语圈，是青藏高原藏语圈的延续，这一点比较明确。而在河西走廊的马蹄寺周边地区，以及文殊寺附近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祁丰一带，形成了藏语圈，但当前藏语圈内的藏语正在萎缩。汉语在河西走廊的绿洲上属于主体语言，在大小不同的绿洲上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圈，这些方言圈还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这些方言圈之间又形成了界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