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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边几大文明圈交集的“中心”地带 历史上关于“华夏”与“四夷”的“天下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建立在“华夏中心主义”王朝秩序基础上的世界认识论。边疆地区往往远离中心地带，由此把其与“夷区”关联起来，甚至是想象中的“异域”。其实，边疆地区历来是多民族地带，在历史上，这一地带多民族的并存及其身份的转换是常态性的。就像许纪霖所说：“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12]在历史上的边疆这一多民族地带，不同民族长期的互动与互化，铸就了早期多民族国家的模型，而且边疆区域与“中心”地带的重要区别，正好是多民族共生意识。在历史上曾经作为边疆地带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地带。如果从长时段视角认识河西走廊，研究它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构成所形成的层叠结构，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里的长时段，与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1)的“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理论有一定的区别。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段中不同的民族叠加、组合在一起。在不同时段，周边的不同文化都会随时进入河西走廊，特定时段某一种文化还会涵盖和融合其他文化，甚至把其他文化“挤出”河西走廊，但总体呈现的是多元交错的格局。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的角度来说，河西走廊一直地处“四大文化圈”之间，使其内部的民族与文化呈现出一种混合型特征。 在“中原文化圈”的视野下，河西走廊要么被认为是边疆地带，要么被看做是边缘区域，因为其远离华夏的中心。若是换一个角度，从“蒙古高原文化圈”和“西域文化圈”的视角来看，也非中心。从“青藏高原文化圈” 的视角审视，还是边缘地带。这样，河西走廊成了一个多重文化的边缘地带，也是多重文化的交汇地带。正因为河西走廊属于多个中心的边缘区域，反而在河西走廊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这一“中心”牵制着周边的不同文化圈，这正好是河西走廊的意义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的中原政权历来看重河西走廊，或者说重视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主要原因。就像刘志伟把东南亚地区与中原二者相比较所做的论述：“我在图上画两个圈，一个以西安为中心，一个以南沙群岛为中心。前者是王朝国家中心的统治范围，后者是环南海地区人群活动的空间。我们不仅可以分别以两个圆圈的‘圆心’为中心，也可以在这两个圆圈的重叠之处定义‘中心’——帝国体系与海上世界交接的中心。”[13] 在特定的历史时段，某一文化圈的中心总会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当战争、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发生，就会出现部分人群从中心向边缘移动的情况，部分人群的流动相应地也就形成了文化的流通。周边文化圈从其中心向河西走廊或者其他地区的民族流动与文化流通是普遍现象，每当河西走廊周边文化圈的“中心地”出现危机时，就会出现一种由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反向推动力”，把这一文化圈的文化推向河西走廊之中。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的几大文化圈内，每当出现“非常态”的社会危机或者各种内部的动力时，“中原文化圈”“蒙古高原文化圈”“西域文化圈”“青藏高原文化圈”的部分人群就会进入河西走廊。在这种情况下，河西走廊充当了周边地区社会的“危机缓冲地带”，或者周边文化圈内部社会稳定机制的“减压阀”。在历史上，关中地区或者中原地带的农耕人群，他们一路向西来到河西走廊，在绿洲地带上从事农耕生产活动。然而，如果从当初他们的心态情境视角切人，进入河西走廊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和意愿去向。当然，历史上进人河西走廊的农耕人群成分是复杂的，进入河西走廊进行屯田守边的军队，属于朝廷的安排。关陇地区(关中及其小陇山以西的地带)的农耕人群，由于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的发生，他们以难民的身份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当然，进入河西走廊的内地汉族民众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商人群体，其中关中地区的“陕商” 与华北地区的“晋商” 比较多，明清时期在河西走廊出现的很多山陕会馆，就是一个历史见证。同样，当周边的某一文化圈出现超级强盛时，也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入河西走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