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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养育了人类的同时，还铸就了人类的文明，从流域视角研究人类文明也是当前区域研究的一种重要范式。在中国南方水系比较发达，而且河流也比较长，流域文明的规模比较大，其中有些流域跨越多个文化地带，这样就以河流的不同流经地段来划分区域。近年来，流域在人类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这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赵旭东指出：“当人类学的研究逐渐从村庄范式的书写转换到更大范围的观察之时，中国人类学自身将面临书写范式的新转换。”[9]田阡指出：“人类学的流域研究在经历着从单纯的‘地理概念’ 向‘文化空间’ 的转变的同时，也赋予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使命。”[10] 河西走廊内部的自然地理区隔，也是形成文化分区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山和南山山系是由不同的山岭构成的，每一座山岭的分布并非与河西走廊的方向一致。河西走廊南北两边的山系及其之间产生了一些地理区隔，这也是走廊内部宽度不同的原因。朱悦梅指出：“河西走廊内部，大黄山(又名焉支山)、黑山、宽台山把河西走廊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每个区域又有一条较大的内流河，成为相对独立的小区域。”[11]河西走廊干旱少雨，天然降雨根本无法支撑河西走廊的绿洲农业。由此，内流河是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形成的前提，而且内流河的水系规模决定了绿洲的面积。石羊河水系灌溉了武威绿洲、黑河水系灌溉了张掖一酒泉绿洲、疏勒河水系灌溉了敦煌一玉门一瓜州绿洲。适宜耕作的土壤是绿洲地带形成的又一个前提。在走廊内部的砂砾分布地带和盐碱地，即便是有内流河流过，也难以形成绿洲，只能是戈壁地带。由于这些内流河都发源于祁连山脉，一般在其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绿洲。走廊内流河水系由干流与支流形成，在干流与支流的特定区域形成了绿洲或者绿洲连缀体。尽管河西走廊的河流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些内流河对于河西走廊农耕区域的社会文化格局来说，还是显得非常重要。 河西走廊的绿洲连缀体，就是建立在三大内流河水系的基础上，这些碎片化的绿洲，基本上是在这三大水系的干流与支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流河水系也形成了河西走廊大小不等的文化分区。其实，明清以来河西走廊在原有绿洲的基础上进行再开发过程中，作为绿洲开发主体的人群源自不同的地域，这些社会主体携带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再加上原有绿洲地带之间的文化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绿洲地带文化差异的出现。相应地，河西走廊绿洲农耕文化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特征，特别是建立“小盆地一内流河体系一绿洲”三位一体基础上的农耕文化文化圈。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瓜州等农耕文化圈之间，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文化差别。河西走廊绿洲地带的不同农耕文化圈之间，既存在同质性成分，又存在异质性的元素。随着不同绿洲文化圈之间在行政上的关联，以及不同绿洲文化圈之间的人群交流和文化流通，这些绿洲文化圈之间的文化又逐渐出现了同质化的趋向。与其他农耕社会一样，在绿洲社会中，村落是最基本的社区单位。由于河西走廊绿洲面积的有限性，每一块绿洲把不同村镇共同体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绿洲社会贸易体系，也就形成了一个绿洲社会共同体。自然，不同的绿洲社会共同体之间，就出现了一些不同形态的边界。这种汉人社会的村落或者在村落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共同体， 比如宗族、水利等组织，还是有别于其他地区村落社会的共同体的模式。如果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河西走廊就会发现，在河西走廊内部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边界，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这些边界是多重的。然而，河西走廊并没有因为多重的边界呈现出条块分割的状态，而更多的是一种消弭边界和打通区隔的流通与互动，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汇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