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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来说，其成分也是非常复杂。如果从民族成分来说，有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哈萨克族、土族等；如果从宗教信仰来说，有藏传佛教民族，也有伊斯兰教民族。然而，就其来源，这些民族来自于河西走廊周边地区的东天山地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这三大文化圈。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是当下河西走廊一个最大的蒙古族聚居区，肃北蒙古族的来源由和硕特部、喀尔喀部、土尔扈特部三部分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来源于青海一带的和硕特部。[14]由于内部的争执，部分蒙古人脱离了库伦地区的喀尔喀部大本营，来到河西走廊一带游牧。宣统元年(1909年)，喀尔喀部丹比加参因反对本部上层统治，离开喀尔喀部来到马鬃山一带游牧，到1931年，马鬃山的喀尔喀蒙古人发展到600多户。[15] 河西走廊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就是今天天祝县一带的华锐藏区，华锐藏区在湟水北岸到大通河(浩门河) 中游之间，就整个藏区来说，华锐地区本身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华锐藏族地区从河湟地区延续到河西走廊。其实，河西走廊的所有藏族聚居区，基本上都在靠近祁连山地带，而且大多数在一些重要的祁连山山口附近，这应该是20世纪上半叶河西走廊藏族居住的一个基本格局，河西走廊藏族的源头就是青藏高原的河湟地区。当然，部分藏族部落的迁徙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以“一截一截” 的形式逐步进入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的藏族阿柔部落最早分布在阿尼玛卿一带，[16] 在部族冲突的过程中一路迁徙，后来为了避开部族内部矛盾，从青海湖向北迁徙，其中一部分“翻越祁连山到大马营，沿祁连山至香拉麻(芒扎大河口)，以及唉吉乃(从景阳岭到杂麻什盖)、哇日东目(野牛沟、洪水坝)、油柔、柯柯里、默勒北山一带”。[17] 历史上的湟水北岸佑宁寺附近，是河湟地区“察罕蒙古尔”(土族)的一个聚居区。清朝以来，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土人”脱离中心地区而进入当地人称为“北山”一带的山区。这里的“北山”就是祁连山，然后顺着祁连山区的一些通道进入河西走廊。其中，有些土族民众从河西走廊的东段进入中段。笔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调查时，就有裕固族老人给我们讲述“阿克鞑靼” 的族群，在西部裕固语(突厥语族) 中，“阿克”是白色的意思，其实， “鞑靼” 是一个汉语借词，是历史上汉人对蒙古人的称谓。显然，这里的“阿克鞑靼” 与“察罕蒙古尔”，是同一称谓的不同语言表述。过去在土人的语言(蒙古语族)中，“察罕”的意思是白色，“蒙古尔”是蒙古人的自称。这一情况和李克郁先生对于土族的论述相契合。[18] 相对于河湟地区的土族来说，在当下河西走廊的这一部分土族也是脱离了本民族主体，进入了一种“边缘” 地带。河西走廊的一部分蒙古族来自于河湟地区，虽然早期来自于新疆的天山游牧文化地带，但是后来转而进入河西走廊内部。来自于天山一带的卫拉特蒙古部，在清代大量涌人河湟及其延伸段的西海地区和柴达木一带，后来部分群体由于受到挤压，离开柴达木一带而进入与其有地缘关系的河西走廊。在河西走廊肃北县境内的别盖部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柴达木一带和硕特蒙古部的北右翼末旗由于遭到兵匪之乱，离开柴达木，从陶莱、疏勒一带来到别盖。[19]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地区、西域地区、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部分人群、民族，都会随时进人或者退出河西走廊，相应地其文化也会出入于河西走廊。如果把河西走廊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中，在不同时间段，河西走廊的民族成分与文化构成是不一样的。明清以来，由于河西走廊游牧社会的边缘性特征，不像周边地带的天山一带、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的游牧社会组织。首先，河西走廊的游牧社会组织规模比较小；其次，游牧人群和民族比较复杂；再次，还有一定的游牧空间。这样，河西走廊就成了一个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兼容器”，也成了部分游牧民族逃避社会危机的栖身之地。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在东南亚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佐米亚” (Zomia)地带，其范围从东南亚中央高地到印度东北部，还包括中国的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以及四川省的部分地区，并且指出，这一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适宜称其为破碎地带和避难区域。[20]从明清到民国期间(1938年保甲制度实行之前)，河西走廊的游牧区域犹如一个西北游牧社会的“佐米亚” 地带，尽管农耕社会企图把周边的游牧社会纳入其中，但是一直未能成功治理，只能实行不同于农耕社会的省(府)州县三(四)级制的部落制管理形式。然而，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又地处游牧社会的边缘，属于部落统治的“权力稀薄地带”，这为民族的流动和文化的流通，以及在基础上多民族共同体的生成提供了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