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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文化“结合部” 铸就多民族共同体 走廊地带往往是多民族的交融地带，由此也是多元文化的“结合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走廊既充当了不同文化圈的界限，又把周边不同的文化圈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窗格效应”。在木窗上的一条窗格有时候充 当了好几个方块的界限，这样，窗格就把不同的界面组织并嵌合在一起，使窗子的界面成为一个整体。就区域文化来说，有很多区域的文化表现出单一性特征，而走廊地带文化的复合型与混合型特征，给区域研究带来一定的挑战。在关于河西走廊的区域研究中，文化与族群的多样性，造成了异质性成分远远大于同质性元素，正好有悖于区域研究的规律性。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的研究中提出了“三圈说”，这三圈指的是“核心圈”“中间圈”“外圈”。其中的“中间圈”，“就是像云南、贵州、四川、甘青地区的‘混杂’ 区域”。[21]其实，这里的“中间圈” 也应该包括河西走廊。 从地形结构来看，河西走廊正好处于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是二者之间的一个衔接地带。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河西走廊是青藏高原文化圈与蒙古高原文化圈之间的结合部，河西走廊既是历史上的“番域” 和“夷区” 的分界线，又是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在历史上中原王朝的边疆观念体系中，防备“番域” 和“夷区” 二者之间的结合，也是西北边疆治理与经略的主要理念。然而，明清时期“番域” 和“夷区” 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或者说出现了二者之间相结合的大动力。随着蒙古卫拉特部的兴起以及准噶尔政权的强大，越来越多蒙古高原的卫拉特蒙古人进入青藏高原，实现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一定程度的结合，同时还出现了大规模结合的趋势。这自然引发朝廷统治者的危机感，此时河西走廊的意义尤为突出，在王朝国家掌控下的河西走廊就是一条“番域” 和“夷区” 之间的自然分隔带，在走廊内部一些重要的通道驻军镇守，严防“番域” 和“夷区” 的联通。《秦边记略·卷二》中有对乌鞘岭附近安远堡的描述：“且肘腋皆番，河山所隔皆夷，可可口诸番为夷编氓久矣。”[22] 虽然是对一个作为战略要地堡子的描述，但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概括。在历史上的中原中心观的视野下，河西走廊是一个牵制“番域” 和“夷区” 的关键部位，曾经被作为“镇番” 与“抚夷”之地，由此在历史上河西走廊出现了一些以“番” 和“夷” 命名的地名， 比如镇番、镇夷(彝)、平番等。当然，明清时期对族群分类系统中的“番” 和“夷” 并不是绝对的清晰，而且在有些文献中还会出现混用。阅读明清到民国这一段时期河西走廊的地方志文本，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浓重的“番夷” 思想，当然这与文本书写者的立场与认识有密切的关联。这就说明，在河西走廊已经有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即便是一种消极形式的互动，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和意识，只不过在这些地方志书写者的眼里，更多的是“自我” 与“他者” 的区分。在历史上的“王朝边疆观” 的体系下，呈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各民族常态化的互动状态，而是“镇” 和“守” 占主导地位的族群区隔和“异文化” 进入河西走廊的忧患意识。当然，这也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社会稳定，以及族群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 藏传佛教在经历多年的发展后，贯通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绝大部分蒙古高原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特别是格鲁派取得主导地位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广泛传播。就像石硕分析指出的：“由此可见，公元16世纪西藏藏传佛教文化圈的东向延伸和扩展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在蒙古社会发展产生新的宗教需要，而西藏格鲁派为摆脱自身困境又强烈需要寻求外部政治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这两种需要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一个历史结果。”[23]明清时期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在藏传佛教基础上发生的民族互动，以及相应的文化流通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中，作为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结合部的河西走廊，对于青藏高原的藏族人与蒙古高原的部分蒙古人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一些蒙古部落的民众经常借道河西走廊，首先步入河湟地区，然后进入西藏。一些河西走廊的关卡地带，往往就是不同部落的蒙古人群出入的通道。杜长顺指出，在《明实录》中显示，明正德五年(15l0年)至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亦不刺离开河套地区，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24]在《甘州府志》中有嘉靖六年春“小王子大入甘肃”的记载。[25]这里的“小王子”指的是达延汗，也就是说，在嘉靖六年(1527年)达延汗带大兵进入甘肃，也就是河西走廊的甘州、肃州一带。《甘州府志》亦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俺答围甘州” 的记载。[26] 明代，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的土默特蒙古部人群先后进入西海地区，出现了一种族群流向——蒙古高原的部分蒙古人群进入青藏高原，后来流速加快。达延汗、俺达汗都是蒙古高原土默特部的首领，在蒙古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进入西海一带，也是蒙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河西走廊对于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群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地方志的书写，也是一种王朝国家历史书写范式的延续，也就是一种政治史的书写范式，突显的是河西走廊作为边疆的“攻一守”模型。如果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就会发现青藏高原的蒙古民族进入河西走廊，甚至离开河西走廊驻扎西海一带之后，蒙古民族与河西走廊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一直还在发生。其中最为基本的互动是市场贸易，在此基础上，必然导致河西走廊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27]就像芈一之、张科所说：“西海蒙古的互市地点一般设在甘肃庄浪的岔口堡、铧尖墩、洪水和扁都口等地。”[28]这种多民族的互动，也在河西走廊的地方志资料中有所记载。《甘州府志》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冬，许丙兔市于甘肃。丙兔，亦俺答子也。时，兔于乌斯藏请迎活佛，建寺青海。许之通市甘肃，每岁一次。寺成，赐额‘仰华’。俺答借道甘州而南，会诸酋于海上”。[29]在《镇番县志》中有关于阿拉善高原蒙古部落的描写：“本朝仰蒙特恩，封为贝勒，令其驻扎阿拉善地方，环居镇番县东北。境内连接宁夏边界，纵隶贺兰山贝勒部落之下。族类亦繁，捍卫内地，与汉人一体交易。本营兵丁中择能翻译者，谓之通士，说合市，评之。蒙古亦有能通汉语者。”[30]作为“蒙边地区”的镇番(今民勤县)一带，在此并非是严格的边界，而更多的是蒙、汉民族之间的关联与嵌合。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游牧社会需要农耕地区的产品，市场贸易以及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蒙古、汉民族的互动也是一种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