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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文化“结合部”的河西走廊，促成了多民族的关联与互动。笔者曾经在裕固族地区做关于口述史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当地裕固族老人的记忆中，20世纪上半叶，裕固族与河西走廊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之间都发生过互动，当然，这种互动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正如麻国庆指出：“根据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民族走廊学说，从记忆多层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各民族在互动中实现结构耦合而组成一个荣辱与共的具有诸多共同记忆的立体系统。”[31]记忆呈现的是历史，作为多民族分布区的走廊地带，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耦合地带，而河西走廊由于周边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多民族交往都是一种常态。日常层面的民族关系研究，是理解多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多民族的商贸活动中，汉族商人起了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中期之前，在农牧区交界地带的一些人群，他们往往在农忙时节从事农业生产，在农闲时节进行一点商业活动。由此，对于农区社会的人来说，历史上的商业活动几乎是一种大部分汉族村落社会民众参与其中的日常活动，社会上商人群体所占的比例还会高于当下。正是农业社会中汉族商人(部分回族)的活动，把河西走廊以及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农耕地带的市场，把周边的牧区社会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就像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所说：“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32]明清至民国时期，河西走廊内部频繁的民族流动，其中的一个流向是从周边中心地带进入河西走廊，新的民族不断加入，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认知和关联，也促成了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当时河西走廊的高山草场或者戈壁草场还是可以容纳部分游牧人群，规模不大的游牧人群只要得到当地部落大小头人的应允，就可以选择一点自己的草场与当地游牧的“原住民”和谐共处。河西走廊民族流动的频繁性，以及对于不同民族游牧人群的兼容性，也是多民族共同体生成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般情况下，区域研究首先是廓清边界，突出区域内部的总体性特征，以便探寻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随着区域研究的兴起，河西走廊也成为区域研究的对象，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然而，每当提及河西走廊或者“河西”这一概念的时候，观照主体是绿洲农业地带的汉人社会，在河西走廊占相当比重的游牧文化及其内部的复杂性往往被忽略。在河西走廊区域的研究中，一旦抛开多元文化、多民族社会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多民族共同体，就会失去区域研究的“本色”。切排在河西走廊的研究中指出：“确切地说，‘民族走廊’ 是个文化概念，它是以特殊的地理环境构造和文化为背景的。也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中，有诸多单一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33] 在河西走廊的研究中，多民族关系是一个核心，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在走廊地带多元是怎样“合成”一体的，多元与一体的转换机制是什么。费孝通先生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34] 走廊地带的“过渡性” 或者“中间性” 的特征，是在区域研究中理解走廊特征的一个重要思路，而走廊地带的这些主要特征，正是在多元文化交际以及多民族互动关系基础上形成的。 走廊地带的研究，为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也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启示意义。一般情况下，与“中心” 相对应的“边缘”，被认为是“特色”缺失的区域，长期对“边缘” 地带的轻视和低估，使我们难以认清边界地带的基本特征。边界并非是绝对的分隔，而更多的是跨界或者越界的连续。边界地带往往是多重文化的结合部位与多民族的耦合区域，其中在不断地形塑多民族共同体。河西走廊的多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模型，其中的生发机制，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