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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认同危机与族体整合路径之争 人类历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之后，伴随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体系逐步确立，但民族国家的内部共同体建设问题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消解了国家权力和国家主权的至高性和神圣性，使得民族国家这种社会治理形式变得不再那么高效。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对民族国家特性和民族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特别是大量跨国移民聚众成族现象的普遍化，在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新的民族过程，对于以往国家共同体的内部同质性形成了威胁，以至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也对美国内部共同体的建设深感忧虑，发出了“我们是谁”的感慨。 这样的形势对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的挑战更为巨大。这些国家不仅要应对全球化的压力，还要面对自身先天条件不足的困境。同西欧原生性的民族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内部族体结构相对复杂，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同质性水平较高的“nation”，甚至不存在能够涵盖国内各个族体的统一族称。为实现国家独立和融入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这些新兴国家在谋求主权独立的过程中大多依靠民族主义作为反抗殖民与压迫的政治动员手段，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族体间的异质性，致使族际间的整合难度加大。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全球化与现代化并肩而至，民族主义思潮的蔓延和族体间利益分化与博弈的激化，进一步对国家共同体构成了冲击和挑战。加之在学术领域，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日渐兴起并极力排斥“整体性”观念，强调异质性和特殊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新兴民族国家之内的“nation”已然与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之初的“nation”概念在性质和特点上出现了相异的演变趋势。此时的“nation”，内部的均质化和一体化特征有所消解，而结构性和多元化特征有所固化。面对这样的境况，理论界不得不对相关族体概念的理解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重新拓展和发掘，选取何种族体话语体系最有利于民族国家应对挑战并继续向前发展，就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族体类型的进一步划分，族体内涵的进一步重构，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其中对于“nation”这一族体概念，当前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与此前相比显得更加细致和周延，并形成了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特别强调“nation”的历史久远性和自然属性。认为“nation”这一人群共同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人类产生的初期，其中宗教、语言等原生性因素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如埃德华·希尔斯研究了工业化时代的“原始”联系，格尔茨分析了原始忠诚的特点。[15](P.55）这一看法从自然属性的角度注意到了“nation”这个族体的内核与凝聚力，但却忽视了“nation”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基本事实。并且“nation”与以往的族体概念的根本区分之处就在于它更具政治属性，更强调与国家政权（state）的耦合性。在民族国家正普遍面临全球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解构性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过分强调“nation”的自然属性还蕴含着将原生性文化共同体进行政治泛化的风险，进而加剧民族国家的整合困境。也正因如此，这样的理论解读从提出之日起便饱受争议。 第二种是强调“nation”的生成性与构建性，认为“nation”是通过政治、文化、经济等手段进行建构的产物。比较典型的如霍布斯鲍姆关于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民族的观点[14](P.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16](P.6），等等。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只有当一个群体想象自己是一个“nation”时，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nation”，因此“nation”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建构派的观点直接对原初派构成了颠覆性冲击，同时也受到来自原初派的激烈反驳。在对方看来，“nation”并非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构建起来的新事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早在宋代就形成了类似民族主义的民族自觉意识[17](P.39-40），因此只有民族国家是新近构建的人造物，而民族是早就存在的自然物。然而这样的批驳实际上有失偏颇，其不足之处在于人们没有注意到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与主权在民和民主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的族体意识是否上升到了民族主义高度，以及一个族体是否为“nation”，关键在于该群体是否具有获得国家所有权的强烈愿望。而建构主义强调的也并非所有族体形式都是构建的，而是专门解决作为“nation”的现代民族与民族主义本质为何的问题。在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和国内整合的实践中，建构主义提供的最大参考价值就在于隐晦地提醒了认同的重要意义，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构建的产物，当然也存在着分裂解构的现实风险。 第三种是对前两者的综合，即族群-象征主义。如史密斯认为，“nation”这一族体概念，确实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久远的历史，这是形成“nation”的基础。但“nation”与一般文化共同体的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是民族国家范围内，通过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动员等方式的现代建构产物。“nation”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种紧密互动的状态。因此，“nation”在安东尼·史密斯的视域中被定义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15](P.14）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解路径能够有效地突破主客观的谱系架构，其话语优势在于更具综合性、概括性和平衡性，但也因此而显得过于琐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