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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话语与中国问题 纵观西方族体概念的演进历程，语义纷争与流变的背后是对国家话语体系的一种对接和回应，尤其是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发展和危机密切相关。同时，不同国家对于族体概念内涵的赋予和解释，也存在各异的学术理路，这是根据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理论创制，是西方国家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理论选择。 对比而言，我国也面临着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的历史性课题，在国家与民族的理论构建中，族体概念的选用与解释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然而，我国在族体概念的选用问题上，始终延续着追求中英文对应的路径并以此作为理论的基础。虽然这是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需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西方话语地位依旧强势和中国自身理论体系构建的不足。从西方族体概念的出现和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其背后蕴含着的社会因素和学术传统，即使是同一个词汇，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学者的视野里也存在较大差别。其实，这也在警醒我们，民族国家的制度架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种共性显现，但民族国家的构建和建设路线却是个性化的。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理论的自觉与自信尤为重要，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凝聚力。考察我国的民族概念，“民族”一词包含多层次的含义，既指国家整体层面的人群共同体，在我们国家只有一个，即中华民族；也指国家内部的人群共同体，即我们国家的56个民族。“民族”这一概念的现实内涵既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探索民族独立与解放，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体现，也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重要成果。因此，对于“民族”内涵的理解，我们要关注西方理论成果，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中国的发展与崛起需要更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不能强行对应，我们在选用与解释族体概念之时，既要有学术自觉也要有本土意识，充分考虑文化或词语惯性的力量。 当前，对于中文“民族”一词的理解，不能仅仅反思这种一词多意的复杂性，而应该正视历史因素，“从中国历史和民族发展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几千年的历史中众多民族逐渐地组成为一体的，也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现存状况是客观地、现实地包含着56个民族实体，也就是一体多元。”[24]同时，积极探索民族概念复杂性对中国民族问题解决的正面意义和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尤其体现在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关系问题上。首先，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是民族实体，不能以一方的认同代替另一方；其次，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又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具有整体性和基础性地位，是“一体”和“多元”的内在关系，不能相互颠倒，“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25](P.30）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民族整合与建构思路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逻辑，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体’格局中的‘一体’出发去认知‘多元’，同时，从‘多元’的角度去理解‘一体’的形成。如果一味强调从民族出发去理解多民族国家，往往会产生重‘族’轻‘国’的负效应；同时，如果不科学认知‘多元’的作用，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一体’从何而来”[26]。我们要承认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同时又要强调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地位，实现两者认同的平衡、协调与相互促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27](P.117） 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不能只关注民族概念的更替，也不能简单追求与国外概念的对接，更不能用国外有着特定话语背景的族体概念（而且这些概念本身的内涵也不统一，西方各国为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也在为这些概念赋予符合自身需要的内涵），人为地裁剪或修改中国民族概念的丰富内涵，而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分析中国问题，用中国经验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建设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