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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捍卫宪制：爱德华·海德的有限改革蓝图 查理一世十一年个人统治(1629—1640)期间所积累的宪制与宗教纷争到1640年短期议会(the Short Parliament)已在他与臣民间产生巨大裂痕。议会为双方重新提供了磋商以化解此前分歧的平台，但也同样带来了加剧分歧的风险。随着政局发展，海德作为下议院议员提出了一种有限改革方案：在不根本改变国家与教会体制的基础上纠正查理一世个人统治期间的世俗弊政。 短期议会于1640年中召开后，议会迅速向国王个人统治期间的弊政发动猛攻。海德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640年4月18日，他在议会政治生涯的首次演讲中就抨击了王室典礼大臣法庭(the Earl Marshal's court)司法程序的非法性，并且提议设立专门委员会改革该法庭。在其不懈努力下，长期议会于1641年2月出台了对该法庭的改革方案。⑩同时，他也就任于清算北方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North)和威尔士边疆委员会(the Council in the Marhces)的议会委员会。在1641年4月26日的两院联席会议上，他发表演讲要求废除北方委员会，受到热烈欢迎。(11) 除了改革或废除非法法庭，爱德华·海德也积极参与了对诸多弊政负有责任的“奸臣”(evil counsellors)的追责行动。他在起诉船税案法官与船税坚定支持者、掌玺大臣(the Lord Keeper)约翰·芬奇(John Finch)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2)更重要的是，海德与反对派领袖合作，积极投身于惩治查理一世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the Earl of Strafford)的行动中。(13)作为斯特拉福德案专门委员会的一员，他也活跃于弹劾后者的组织事务中；(14)当1641年4月28日斯特拉福德的潜逃企图被发现后，正是海德将此事报告上院并建议加强看守。(15) 然而，支持革除个人统治期间的弊政并不意味着海德希望改革过分激进。他在1641年10月28日的议会辩论中疾呼，废除星室法庭(the Star Chamber)、高等宗教法庭(the High Commission)与船税“已极大实现臣民福祉……若我等维持诸事现状，则一切皆已措置妥当”。(16)在1641年秋长期议会政争的背景下，这种呼声有两层内涵：首先，英格兰国教的主教制与《公祷书》(the Common Prayer Book)都不应废除；各主教在上院的议席应当保留。(17)其次，包括任命军政高官与掌控民兵等一系列国王特权都不应被剥夺。(18) 显然，在海德的蓝图中，长期议会应推动一个有限改革：一方面查理一世个人统治时期的非法弊政必须纠正，但另一方面，改革不能危及国家与教会的根本体制。1647年海德在预撰的遗嘱中说，他本人侍奉国王是希望“此土地之法律与本王国之国家、教会体制皆能全部保留、分毫不损”。有限改革的提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心中理想的国家与教会体制。他还在遗嘱中称，依《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Nine Articles)建立的英格兰国教“不论教义或教规在基督教世界中都最纯洁、完美”。(19)至于英格兰宪制，他在自传中说： 他(按：以第三人称自称)对政府宪制之敬畏无以复加，并坚信：它如此均衡，以故君主特权若有丝毫被褫夺或放弃，臣民都将为此蒙难，其本人(指海德本人)权利亦将为此受损；王权僭越其公正限度同样令他甚为忧虑，且他以为君主特权也将因此受损……(20) 鉴于海德的政治和解蓝图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查理一世个人统治前英国宪制的坚定信仰之上，“依宪王政派”一词或能较准确地概括他的立场。随着长期议会中政治冲突的发展，这种对英国国教既成体制以及“宪权兼王权政府”(dominium politicum et regale)(21)政治理念的信仰在1641年下半年海德与激进改革者的话语交锋中产生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